倾听停在草尖的灵魂
                    傅剑锋
    悲悯之心，对我来说，是一种“道”的东西，是一种高于“术”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我记录苦难的精神底色，是我把握与超越苦难的指路明灯，也使我在新闻报道的中立客观立场原则之下不至于沦落为一个冷酷无情的旁观者。
    一个记者，尤其是一个调查记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所要目睹和感受的人世悲剧、苦难与黑暗，常常会超出正常心理的承受能力。美国一个著名的摄影记者，在拍了秃鹫嘴边一个濒临饿死的非洲儿童后自杀。前些天，调查和写作了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的内幕后郁郁数年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因无法脱离痛苦的内心折磨亦饮弹自杀。他们为什么自杀，那是因为他们敏感的心感触了太深沉的苦难，而又无法以悲悯之力自我化解。苦难的伤害，其实不只是对于受难者，也对于每个敏感的倾听者。
    另一种记者，则在目睹了太多苦难后日益麻木，在苦难与灾难面前变得机械作业、无动于衷、冷酷无情。比较极端的一个故事是听几位同行说的。几年前重庆某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去采访嘉陵江特大翻船事故，他到的太迟了，结果叫营救的武警重新抱着已经捞上来的死难者尸体下到冰冷的江水中，摆拍“营救”的镜头。这种冷酷已经不是超越职业道德底线的问题了，而是超越人伦底线的问题了。
    回访死难243人的开县井喷，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检验。
    我之所以要在2004年6月份回访开县井喷，是因为这场责任事故将在同年7月份开庭。这次回访井喷，重点不可能倾向于对安全管理等制度层面的东西，因为此前已经有不少媒体作了调查和报道。我的报道必定需要倾向于调查灾难改变社会生态的状况，描述那些生者的状况。在我之前，已经有数家媒体回访了重灾区开县高桥镇。北京青年报写的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家庭过年的故事，比较感人，但缺乏对灾难如何影响整个当地社会生态的观察，也缺乏对生者们如何在灾难下可能受到的心灵创伤、变异与苏复的深层次感知。成都某报是在我之前回访此地的，他们的视角不错，描述了死难者家属在获得了巨额赔款后一些道德变异的个例，这些个例包括用赔款滥赌、嫖娼、娶新妻等行为。所以，他们的相关评论认为，井喷事故后这些获赔者又经历了一次“道德井喷”，这个报道在当时引起一片哗然。
    但我一开始就质疑这个报道。质疑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个报道是否客观，这是普遍性现象还是个例，如果是个例，如果大多数的获赔家属并非如此，那么这就不能说是“道德井喷”。即使真地出现了“道德井喷”，按照“报道客观原则”的要求，也要保证形式与采访程序的平衡，即要注意那些没有“道德井喷”的获赔者是如何在巨款面前坚守人伦道德的。质疑的另一个理由是，即使出现了“道德井喷”，这种窥视式的报道方式妥当吗？这会不会造成对当地的无辜者的心理伤害？轻率地对一群已经承受了巨大苦难的生者进行道德批判，本来就不是那么地道的行为。当时的个人判断是，即使出现了“道德井喷”，也有必要调查清楚一个乡村社会的道德体系是在哪些作用力下出现崩溃的，并极力去发现疗救的方法与可能性，为这些生者复苏到正常的状态提供善意的建议与参考，这才可能更合乎媒体对待灾难的社会伦理。
    当历经山路坎坷终于来到高桥镇这个灾难深重的小镇后，我发现我对“道德井喷”这个报道的分析就被应验了。当地居民得知我是记者后，就变得有些抗拒，因为他们以为我也是像成都某报的记者那样是来挖他们伤疤的，他们还告诉我，“那个‘道德井喷’报道使镇政府、县政府也觉得很丢脸，只要政府知道你们记者来了，一定会叫人把你们看起来的”。我就和他们说，我来这里不是来揭你们的伤疤的，我是来了解你们还有哪些困难需要反映的，在反复地向他们表明善意后，这些纯朴的当地人终于消除了戒心。
    晚上，我住在一个农妇开的小旅店里。那个农妇三十多岁，她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丈夫，讲起骨肉亲人就泪水涟涟。她讲到她不忍心花那几十万元的赔款，所以钱还在银行里。看来，半年的时间，还没有使她的伤口愈合。她告诉我，其实，像她这样不敢随便花“命钱”的大多数，像“道德井喷”中说的那样乱化钱的有几个，但并不多。于是，我初步地判断，所谓乡村社会的伦理崩溃可能并不存在，主要调查方向可能要转向灾难对当地社会生态的冲击与生者的心灵伤害状况，当然也不能偏废那些道德变异者的个例。
    那个农妇最好的伙伴是她家的一只猫。那只猫对我特别有亲近感，它喜欢坐在我膝盖上看我在手提电脑上打字。有一次它好奇地跳到键盘上，我拉它它就用爪子死死抓住键盘不放，我用力一拉结果几个小键被它抓起来了。这时，那个农妇像看着自已的孩子一样看着这个顽皮的小动物笑了。我忽然想到她可能也曾这样看着她已经在灾难中死去的顽皮的孩子，心里就一下子很难过，一个人到村口坐了很久。我想起了最早进入井喷现场的重庆晨报记者夏显虎告诉我的回忆：“太惨了，连猪和狗都来不及跑，走到哪里都会看到死者。尸体看得太多了，就不再忍得下心来看。后来差不多几个月，都会梦见那些悲惨的场面。”在这样的夜空中，在这个已经重新恢复了人气的小镇中，我似乎在这瞬间就感到了那些死者，那些还在疼痛的生者。
   第二天，我就雇了一个懂普通话的当地摩的司机，让他既当我的翻译又陪我去寻找有着各种悲惨过去的生者们。我的调查思路也在与他的交流中逐渐清晰，我开始决定按类群进行调查，一类是失去孩子和双亲的成年家庭，一类是失去父母的孤儿们，一类是全部死难的家庭群落，重点了解在这种打击下的生存状态的变化。走在高桥镇的重灾区晓阳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他们悲惨的回忆，许多时候甚至不忍心让他们回忆，尤其是死了全部四个孩子的廖春红家，幸存的亲人讲起现在苦寂无依的心态早已涕泪横流，对于赔款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人家说我们拿了很多钱，孩子的命都没有了，钱还有意义吗？他们愿意拿他们的孩子换这些钱吗？”这种心态使我更明白了所谓“道德井喷”确实是媒体的一种误读。
    走在那些已经失去了孩子们往日笑闹声的村落中，走在那些死了全家而门户紧闭的楼屋间，走在那些曾经躺下过许多生命的田梗小路上，我感到了袭向全身的一种气场，我觉得所有的毛孔张开了，我真实地感到了逝者的气息与灵魂。我觉得有一种大悲伤漫涌来，于是坐下来，倾听那些停在草尖的灵魂。时间，还有阳光，似乎并没有洗掉遗留在这些土地上的悲伤气息。
    这种体验促使了我在此后的调查中敏锐地把握灾难在生者们身上打下的烙印。在民间性调查基本完成后，我开始接触当地政府，果然如村民们所说，当地镇政府派了一位镇委副书记天天陪着我采访，我就向他们表明了我的善意和整个采写意图，也大致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开始协助我采访学校里的一些孤儿，矿井的工作人员，政府官员，灾后重建的情况。虽然天天有镇干部陪着，但因为采访的不是“道德井喷”，和当地官员基本不存在利益冲突，所以后期采访也变得较顺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类调查有个基本的技术原则，那就是采访一定要从民间开始，要自下而上，千万不能从官方开始。否则，他们很可能派一个干部天天跟着你，或者他们会和你的调查对象事先打了招呼，从而影响调查的真实性。在民间调查充分完成的基础上，再通知官方，这样有双方提供的相不受干扰的信源，再跟据这些来自不同信源的信息，互为印证互相比较，就大致能得出事实的轮廓。另一个技术原则是，不管是民间调查还是官方调查，尽可能地多采访知情者，并且要善于跟据利益的关系、身份的关系对知情者进行分类，如我在井喷回访中，分类采访了每个类群中的数个知情者。不能只采访同一类型的知情者，而要采访不同类别的多名知情者，只有这样，用于相互印证的素材才是全面的，就像我认为我所调查的井喷后的生者们基本是立体的、全面的，首先从采访程序上满足了报道的客观性要求。
   而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类比较静态性的灾难调查中，不可或缺的是悲悯之心。没有悲悯之心，就会缺乏对苦难的感知力，就会缺乏与受难者的真诚沟通能力，甚至于因此导致对事实的误读与对人心的伤害。悲悯之心则使报道者敏锐，悲悯之心不只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而是使理性和客观性不致于走向极端、偏执与冷血的前提。悲悯之心还使感知的苦难不是成为感知者的痛苦与恐惧之源，而是化解对苦难和人间世道更细微的洞察，更深沉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