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慈善不仅仅是同情和理解”

　1997年我开始接触慈善事业，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希望工程”的朋友找我做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那时候我刚生完小孩三四个月，整个人还胖乎乎的呢。1996年底，我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在美国时也听说了国内的“希望工程”的进展，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我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家做的工作，觉得挺感动的。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当初留学离开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位置，三年后回到国内，想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很想做些事情。

    　这一次合作，“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的系列片，由我做主持人给小朋友讲成语故事，在上海录制了两周多。按照当时的运作模式，几十集的节目发行到各个电视台，每个电视台不用支付节目的制作费，但是必须出钱建立一所希望小学。这次我所做的工作比较简单，但是让我非常感慨做慈善事业的艰辛。那些做希望工程的人真是不容易，从筹集资金、制作节目、发行到联系各种机构和人，非常非常琐碎的事情，一大堆工作都由这个项目的几个人去完成。

    　1997年我写的书《凭海临风》发行了，我把第一笔稿费30万捐给了希望工程。在这笔钱的具体开销上，其中10万给了上海100名贫困的中小学生做助学金。另外20万的用处，源于第一次与“希望工程”合作的感受，我想到海外对“希望工程”了解不多，所以我跑到大别山等地方去采访，做了一组电视专题片（后来其中的一个片子在美国哥伦比亚电视网络播出了）介绍希望工程，并邀请联合国的有关官员来中国考察希望工程。

　实地采访给我的触动相当大，以前感性地认为做慈善是一件舒心的事情 ，但是我远没有想到具体建立希望小学是非常琐碎艰辛。工作人员要跑到偏远的山区或农村踩点找位置，条件艰苦。在人事沟通上，很重要的步骤是与当地县政府、村委会等层层机构协商。我发现，中国老百姓还习惯于把捐助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受助者身上，却没有考虑到慈善组织该怎样生存。其实对于慈善机构来说，捐助者捐款几十元或者几万元，他们付出的人力、财力成本是一样的，生存很不容易。

我的先生吴征是很有同情心的人，我们做慈善的想法也非常一致。有一年在北京过中秋，晚上我俩在马路上散步，天已经很凉了，一个老太太还在守着报摊，吴征一下子走过去，买下了所有的报纸，并说，“老人家回去好好过节吧。”我非常欣赏吴征的善良，而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女人的魅力总是来自一种母性的特质，包容、关切、温情。这和她们是否生过孩子没有关系。她知道人生的缺憾、人性的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会去理解。所以当我们夫妇俩零碎地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感人故事时，会想到帮人一把。

记得刚回国不久，看到有一个报道说，上海有一家人，男主人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女人下岗了，带着一个读书的孩子，没钱交学费。吴征看到报纸后，打电话给报社记者问地址，去到这家人家里给了一些钱。过了一段时间，吴征突然又想起这对母子，对我说：“我俩一起去看看吧”。等我这次去的时候，女主人非常感激我们，她知道我有孩子，已经给我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裤。虽然只是市面上买来的普通蓝色毛线，但是我当时挺感动的，觉得这个母亲不是一个单纯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我让两个孩子都穿过这身衣裳，觉得心里很温暖。类似的事情还有几次。我感到，所谓帮助和关心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两年前我们得知，江苏的一个女孩患重病生命垂危，付不起几万元的医药费，我们帮她付了。没想到朱军邀请我去做《艺术人生》节目的时候，请来了这个女孩子，她已经完全站起来了！我特别高兴，自己稍微出点力，能够给其他人很大的帮助，真的让我我觉得很幸福。从这个女孩身上，我也感到她顽强的生命力，这对我也是一种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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