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4分钱处方”把脉

 

赵志疆

 

郑州一名2岁多的孩子晚上出红疹，家长跑了多家药店都关了门，最后在一家医院，一位女医生问明情况后，开了4片扑尔敏，药价：4分钱！2月7日，当网友“溜溜的闯”在微博上晒出这张处方后，迅速引爆了网络。随着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多家媒体官博陆续转发，一时间，“4分钱处方”在微博上掀起千层浪。（2月10日 大河报）

 

实际上，类似的“小处方”并非首次出现，尽管每次都会引起舆论热议，但此次引发的讨论显然不同以往——不少医疗专业人士纷纷参与讨论，从而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在看病贵饱受诟病，“大处方”频频曝光的现实背景中，“小处方”无疑是一种稀缺资源，公众以此来呼唤医德回归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不过，医疗专业人士的解读自有其道理——药的价格与是否合理没有必然联系，开药便宜与否，并非一个评价医生好坏的靠谱标准。

 

显而易见，这是一场注定不可能会有结果的讨论。面对“小处方”，普通公众在不吝送上医德高尚的掌声同时，希望类似的“凭良心开药”能得到更多效仿。然而，医德本身却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将用药科学与否维系于道德自律，显然也是医生难以承受之重。相比之下，医疗专业人士的讨论更具专业性，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专业技术来进行评判，而这种医疗专业性，恰恰是普通公众所欠缺的。因为缺少专业知识，普通公众更看重医德，因为医德概念宽泛，医生更看重专业技能，这种各说各话的讨论难能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尽管如此，这样的讨论并非没有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讨论本身比“4分钱处方”更值得关注。通过这样的讨论，不仅可以看到公众对看病贵的焦虑，也可以看到医务人员对医德泛化的抵触，看似针锋相对的两种态度，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双方缺少一个正常对话的平台，而不尽合理的医疗体制以及由此造成的许多负面事例，则在不断加深着双方的隔阂。

 

医疗的专业性使普通人面对的是一个绝对的技术盲区，当多数人将信任票投给医德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种对医生几乎本能的不信任，而医生本身又是以医疗制度代表的身份出现，因此，公众对他们的普遍不信任，实际上也折射出对现有医疗体制的不信任。当然，公众自有其不信任的理由——资料显示，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卫生投入在公共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由1985年的38.58%降至2000年以后的15%，而社会支付成本却从1985年的28%升至2000年以后的近60%。在医疗费用不断水涨船高的过程中，公众不可避免会对医生的职业行为产生质疑，甚至将降低医疗费寄托在其道德水准的高低。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医院人员工资、医疗费用等支出都由财政支付，收入则全额上缴财政，在此期间，医院并不存在“以药养医”等问题，医患关系也相对和谐。医患关系的日益紧张以及彼此之间不信任的加剧，几乎伴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同步进行。众所周知，医院收入主要来源于药品收入、诊疗服务收入、政府补贴三部分。三者之间显然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加大财政投入的缺席，使医疗诊断更像是医患之间的利益博弈，无论是饱受诟病的“以药养医”，还是其后提出的“以技养医”，实际上都是“以患养医”。以此为背景，省钱与否成为多数人判断医疗活动的唯一标准，即使是医务人员纯专业性质的建议，只要不能降低费用，都难免会被视为“另有所图”。这种对话鸿沟，正是“4分钱处方”颇多争议的根源所在。

 

因为患者个体以及病情的差异，“4分钱处方”本身并不具备多少可复制性，不过，医患双方对话鸿沟的存在，却使得这种各说各话的争论难以在短时间内平息。当类似事件不断引起争议，也许更应该从制度层面引起足够的反思，如果能加大医疗投入使医疗机构不再有逐利的理由，同时以完善有力的监督有效遏制其牟利的冲动，医患双方的对话无疑将更加心态平和。如此一来，面对一张处方，各方才会将目光专注于医疗诊断，而不是暗自揣摩其中是否潜藏“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