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车让座更应该是一种文化

赵志疆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规定，乘客应主动让位给老人、孕妇等特殊乘客。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乘客处以50元罚款。（7月3日 河南商报）

说句老实话，我很害怕乘公交车。因为打篮球落下的腰伤，使我根本耐不得久站。但这并不是我害怕乘公交车的关键所在，我更为担心的是，如果我有幸得到一个座位，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恰好站在了我的身边，我究竟情何以堪——一米八几的大个，身材健硕的壮汉，我到底有什么理由继续正襟危坐？

于是，每次乘公交车我都挤在车厢尾部，即使得到了座位，我也总是忐忑地注视着前门上来的每一位老者——我一方面寄希望于前排乘客能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退缩而羞愧不已。每当我年逾花甲的母亲将座位让给我的时候，我更是不得不迎着别人异样的目光赧然坐下。伤病不仅折磨着我的肉体，更使我面临着灵魂的拷问，而这一切，外人根本无从知晓。

现身说法这么多，我只是想说，对于像我这样的年青人来说，也许比老者更需要一个座位。看到上面的规定，我不禁感到惶恐——由此不仅意味着面对老者我必将更加难堪，甚至意味着我还将为此而接受处罚，这样的规定本身是否有些过于苛刻？

仅以我有限的目光来看，郑州市的整体乘车环境并不算差，多数乘客也都乐于为老者让座。然而，有人总觉得这样的道德自觉不保险，于是有了此次道德制度化的提议。但是，道德的制度化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吗？如果这样的规定真的付诸实施，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给“老人”一个准确的定义，以及怎样甄别老人与年青人谁更需要一个座位？除此之外，就是谁来让座的问题，道德的制度化显然是针对整体而言，在让座的问题上，一个人的遵章几乎不可避免要以多数人的违纪作为代价。至于罚款则更加混沌，姑且不论如何调查取证，难道除却让座的人外，所有人都要因每一位老人的上车而缴纳一次罚款？

显而易见，这样的规定难能具备实际可操作性，而无从得以实施的规定又有什么制定的必要？实际上，与有限的道德制度化相比，道德文化的范畴显然更加宽广，然而实际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将宽泛的道德分片切割并予以制度化。除却对制度化的过度迷信之外，这何尝不是对道德文化的极度不信任以及日渐淡忘的真实体现？任何制度都难以十全十美，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文化作为基础，无论再怎么看起来很美的道德制度化终不免只是雾里看花。由此不仅可能会因先天不足而流产，甚至会因强制的存在而激起更大的不满——消息传出，不少人不无气愤地表示：虽然我此前经常让座，就冲着这个规定，以后坚决不让！

道德规范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并非越细致入微越好。有限的道德规范之外，我们也许更应致力于培育道德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具体存在的道德困境。在让座这样一个细微的问题上，无论是“让座有奖”还是“不让座受罚”，终不免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迷信制度而漠视文化是为不智，离开文化而奢谈制度是为不明。不难想象，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物质的诱惑与规范的强制，人们依然能坦然欣然地与人方便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更加纯粹，我们身边的环境也才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