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疆

“鼓励刚毕业的大学生进社区医院工作是要误事的，应该鼓励优秀的有经验的医生下基层。”“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2月18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2月19日 新快报）

大放阙词总是容易招致批评，但如果逻辑混乱到了一定程度，恐怕会使人连批评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在国内48.9%的居民有病不敢就医的现实背景下，国人“看病最不贵”即是一例。“最贵”或许没有标准，但“最不贵”的标准却显而易见，那就是免费。那么，在医疗保障体系相对并不完善的国内，公众享受到免费诊疗了吗？既然没有免费，“最不贵”一说又该从何说起呢？

曾副局长认为，政府鼓励找不到工作的医学院毕业生到基层医院是不合理的，他觉得应该鼓励有良好资质、有经验的医生到基层去。这实际上也正是公众所期望的，但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医院的前提背景有必要厘清——正是由于有良好资质、有经验的医生不愿意下基层，因此政府才会“退而求其次”。原因很简单，没钱。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卫生投入仅占全世界卫生投入的1%（另一说法是2%），而且分配极不均衡。所谓“人往高处走”，有经验的医生向往占据了更多医疗资源的大医院当属情理之中，政府因此而鼓励大学生下基层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的话，基层医院将何以为继？

如果说曾副局长的这番话还只是认识偏差的话，接下来的话就未免有点乱开药方了——病人没有了，基层医院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好医生下去。没有钱，确实难以留住好医生，问题的关键在于，钱应该更多地由谁来出？即使不奢谈“看病最不贵”，医院作为一种公益性质的单位，其主要资金来源也应该是卫生投入，而不是无止境要求民众“慷慨解囊”。在医院、病人与医生这三者的关系中，应该是医院有了钱、才会有好医生、进而吸引患者，而不是先弄来患者、医院才有了钱、进而吸引医生。显而易见，曾副局长开出的药方依然是将患者当成了医院创造效益、招揽人才的经费来源。如此以患养医，就医怎会不难、看病焉能不贵？

曾副局长指出，医疗费用其实是个“价值观念问题”。所谓价值观，就是人们对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同样的收费，有人可能觉得“最贵”，有人却觉得“最不贵”，这原本没有什么，但曾副局长实在不应该拿觉得“最不贵”的心态去揣摩觉得“最贵”的人的心理。曾副局长举例说“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我敢肯定，这些人肯定不会吝啬于区区看病支出，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自己身体的“零件”远比汽车零件重要得多。以富裕群体日常支出的慷慨来对比贫困群体在必须支出上的窘迫，如此以偏概全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当曾副局长因此而批评民众“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的时候，所有贫困人群都面临着同样的苛责——他们不仅因为生活必需品的高昂价格而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因囊中羞涩而遭受“对生命、技术不够尊重”的呵斥。如此双重打击之下，使人夫复何言？

包括“看病最不贵”在内，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一路高企的过程中，所有认知的偏差其实都是价值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才会不断有人挺身而出挑战普通民众真实的切肤之痛。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人再次联想起因“何不食肉糜”而名声大噪的晋惠帝——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经历往往使得他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民生之多艰他们似乎永远体会不到也品味不出，而民众的疾呼呐喊在他们看来总是那么矫情而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