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疆

“今天你捐了吗？”6月，在山东威海，这句话成为人们打招呼时的见面语。在市委市政府发起的“慈善月”活动中，所有机关单位和“其他有经济收入的组织和个人”全部被纳入其中。短短10天，募捐现金近2000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10亿。创纪录的募捐成绩背后，则是一双强大的政府推手在运作，该市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一些官员更是把募捐当作“政治任务”逐级下达。（6月13日《新京报》）

所谓慈善，应该是一种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无偿援助，而不是迫于无奈的“慷慨解囊”。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即有爱心、有财力的群体主动对他人提供帮助，通过社会互助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爱心和财力是从事慈善事业不可或缺的两个前提，但在威海市的此次“慈善月”活动中，有爱心者未必都有财力，最为突出的事例就是，妻子下岗多年月收入仅有1500元的水电维修工，也被迫“捐”出了月收入的1/3。可以肯定，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当下的捐款者很有可能立刻变身为亟需救助者，这样不计后果的捐款无疑比曾经名噪一时的“捐款疯子”更疯狂，而如此肆无忌惮地摊派也显然比曾经饱受质疑的“索捐”者更耐人寻味。

威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孙胜川表示，此次捐款虽然动用一些行政手段，但一直强调自愿。尽管没有明确强制捐款，但是在领导重视考核的环境中，在“你追我赶”的外界氛围渲染下，每个人实际上都没有了另外的选择。市民不计后果的捐款无疑是受到了无可名状的压力，进而展现出自身权利上的贫困。单纯以效率而言，强制捐款无疑要比任何一种筹资手段都更为便捷和高效。只要存在权利贫困，权力的影响力就将远远大于非权力的影响；而只要一方处于权利贫困，强势的一方就会很自然地采取一种更为便利的手段来施加自己的影响。于是，领导者自然青睐于强制捐款“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解决善款募集不足的窘境”，而捐款者即使面对现实的窘境也依然无可逃避。

市民政局局长赵香春认为，在慈善文化还不厚实，慈善组织运行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离开政府很难开展募捐。慈善事业离不开政府，但政府不应该以如此面目出现，而所谓慈善文化也显然来源于指民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不是政府强硬的态度。在慈善捐款最多的国家中，挪威、爱尔兰和瑞典排名三甲，而它们无一例外都是高福利国家。一位瑞典市民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因为我享受到了良好的社会福利待遇，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我很乐意通过慈善捐款来回报社会。这种代表了很多人的声音，展示出一种良好的慈善文化。政府推进慈善事业的重心显然不在于直接拉来多少善款，而在于如何扫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树立起健康的慈善文化，无视民众疾苦的强制摊派只能适得其反。

强制捐款屡见不鲜，其始作俑者也每每以“善款募集不足”来应对。问题是，慈善捐款只能作为福利保障资金的一种补充，作为民众的“养命钱”，福利保障资金为什么总是会出现“不足”？其中首要原因恐怕应归咎于公共财政的缺损，在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预算日益开支庞大的同时，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等其他方面的开支日渐萎缩，如此特征明显的“建设性财政”直接导致“资金不足”。公共财政的缺损使政府领导者打起了“多方筹资”的主意，而民众权利贫困的现状无疑极大鼓舞了他们的动力。于是，强制捐款最终成为公共财政缺损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时有发生的强制捐款事件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理解。

解剖威海“慈善月”这只“麻雀”，不仅可以看见权利的贫困，同时还可以看到权力的蛮横，救济权利、约束权力也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发展慈善事业首先要还原其本来的面貌，无论任何时候，慈善捐款都不应该沦为公共财政缺损的“补丁”，而行政权力所一手造就的硬性摊派也绝对不能算作是“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