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降大学收费再谈大学生定位

赵志疆

日前，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针对考生关心的就业问题指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度选择，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 （5月22日 中国青年报）
 
社会上的每个公民都是普通劳动者，不过，不同劳动者的培养成本是明显有区别的。将大学生定位于普通劳动者并无不妥，但是培养大学生所要耗费的教育成本不能因此而被忽略。

关于大学收费的居高不下已经毋庸赘言，20年间大学学费已经整整上涨了25倍，就连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都曾经不止一次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他甚至说，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教育与医疗、住房一起被列为当下国内最昂贵的三项生活必需品，不仅农村居民难以承受，城市居民也叫苦连天。目前关于大学生培养成本，比较权威的说法是，2004年8月31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培养一个本科生一年至少要4万到5万元。即使不计算衣食住行等日常开销，按照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学费应为学生培养成本的25%来计算，本科生一年的学费开支也达到了万元以上，而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只有9422元和2936元。

投入与回报是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无法回避的话题，他们之所以节衣缩食供养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必然会对他们的未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管自己的子女是不是“精英”，他们其实都是一直把子女当作“精英”来培养，而高高在上的大学收费门槛无疑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种信念。

随着高校的逐年扩招，大学生的数量逐年递增，但是很难因此而说明中国的大学已经步入了“大众化时代”。这不仅体现在昂贵的大学收费上，而且体现在大学的人才选拔机制上。社会学者张玉林曾经指出，“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

这种标准的“金字塔”结构正是精英教育的典型特征，纵观整个学生时代，一直是以选拔“尖子生”为主要目的。不久之前，中科大校长朱清时一句“清华、北大把尖子选完，剩下才轮到国内其他一流大学选择”，曾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又有哪一个大学不“掐尖”呢？看看年复一年如火如荼的生源大战，哪一所大学不是竭尽全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网络更多的学科精英？大学生到底是不是精英，还用得着他们去“自诩”吗？

与西方国家“宽进严出”的大学教育不同，我国的大学教育一直是“严进宽出”。随着招生规模的逐年加大，不少大学为了自身收益竞相盲目扩招，其结果是“严进宽出”变成了“宽进宽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教育质量的滑坡，以及大学生综合竞争能力的下降。支付了学费而学不到知识，读完了大学却找不到工作，单纯地把问责的板子打向学生和家长，这公平吗？

从参与社会劳动的角度看，大学生确实与普通劳动者别无二致；但是从劳动者的培养成本上来看，大学生不应简单等同于普通的劳动者。要求大学生定位于普通劳动者没有错，但前提应该首先将大学生的培养成本降低到一个和普通劳动者大致相当的位置上。否则的话，以精英教育的收费和模式去培养一个普通劳动者，有几个人能够“心态平和”地接受？面对这种“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的尴尬，到底是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出现了问题，还是大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