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注《唐三体诗》

　　裴庾为格律诗大家，其增注周弼(1194-1255，汶阳今山东曲阜人)《唐三体诗》影响深远。周弼所作《唐贤三体诗法》成书于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录唐人七绝、七律、五律三体共五百二十四首，分体编排，分为三卷。每体中再按诗歌法式立格，绝句有实接、虚接、用事、前对、后对，拗体、侧体七格，七律有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结句五格，五律有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一意，起句、结句、咏物八格，总二十格，每格分列。每格开首均有周弼对本格诗法的说明，多属起接呼应，造句联章之类，下选诗以证实之，亦多取中晚唐人诗。后有高安人释圆至(字牧潜，号天隐)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295)注诗，有题注、夹注、尾注三种形式，夹注释字义出处，尾注多释意，但常有牵强附会处，故《四库全书总目》讥其“疏陋殊甚”。

　　元朝诗人、诗论家方回(1227-1305)为圆至注三体诗序，云：“子曰：诗三百，一言而蔽之，思无邪。此诗之体也。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用也。圣人之论诗如此，后世之论诗不容易矣！后世之学诗者，舍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叶正则水心倡为晚唐体之说，于是四灵诗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圣人之论诗不暇讲矣。而汉魏晋以来，河梁、柏梁、曹刘陶谢，俱废矣。又有所谓汶阳周伯弼三体法者，专为四韵五、七言小律诗设，而古之所谓诗，益付之鸿荒草昧之外矣。其说以为有一诗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于此三法而江湖无诗人矣。唐诗前以李杜，后以韩柳为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诗则欧梅黄陈为第一。渡江以后，放翁石湖诸贤诗，皆当深玩熟观，体认变化。”

　　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己酉)秋，裴庾增注三体诗并自序。国内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本《重校证三体诗》3册3卷全。署名宋周弼选、元圆至注、元裴庾增注。较之圆至所注，裴庾增注篇幅大增，内容更为翔实。裴庾增注本获得广泛认同，并流传日本。三体诗自元代中叶至明初(1300-1375)从中国传入日本，从日本的南北朝时代(1336-1392)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持续大量出版，大部分都是以《増注唐贤三体诗》为题目，选用斐庾的增注本。新近承县地方志学会周仁多、蔡新祥君购得日本宽文十二年(清康熙十一年，1672)刊四卷本《三体诗》原本(三体诗三卷三册、三体诗备考大成一册，白麻纸大本厚册，日本天和四年1684翻刻元至大本)，由日本敦贺屋弥兵卫出版。此注本元代以后在我国失传，极其珍贵，应为平阳历史文献之瑰宝。其开篇即裴庾序，全文如下：

　　“诗自三百篇以还，至唐而声律大备。今人作诗，以唐为法。唐诗盖数百家，虽不尽预四库之目，先贤犹虑其繁。欲便后学，乃为三体、四体、极玄、又玄、众妙、二妙、间气等集。然其用事原委，多有未达。因博采简册所载，参以平昔见闻，训释成编，谂诸同志，咸俾入梓，以助启蒙。余尚惧踈昧。或曰，朱文公注楚辞，未免阙疑；李侍读注文选，抑或祖述之谬，况其余者乎？博洽君子，庶几补而正之。时至大二年重阳日，裴庾季昌书。”正文卷前又署名“东嘉裴庾季昌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