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哲学系的故事之

　　　　　——1990，陈伟

文＝午上

1990年，陈伟参加高考的时候，报的志愿有两个，政治学和哲学。他那时候的理想是从政，作为农村出来的孩子，他希望在乡土间有所作为，计划大学毕业回老家从村支书开始干起。17年后，37岁的陈伟没有当上村支书，却做了郑州市商业银行支行的行长，每天忙的不亦乐乎，电话不断。

1989年陈伟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考取了一所中专。在当时，中专也算得不错的学校，陈伟想想为了自己上大学而上了中专的妹妹，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大学梦。

陈伟老家在周口扶沟县，父亲在县里的电业局上班，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在当时，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后来父亲得了脑血管硬化，几乎瘫痪，为父亲治病花去家里的几万块钱，把家里建好的房子也卖掉了，家庭生活紧迫起来。大妹的学习成绩一直比陈伟优秀，迫于家庭原因，妹妹最终上了中专，父亲把上大学的机会留给了陈伟。

90年代，城市的孩子希望上好学校，农村的孩子则希望有学上就行。陈伟说，农村那时候管考大学叫“鲤鱼跳农门”，原本是“鲤鱼跳龙门”，农民改成“农门”，考上大学依然是1990年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当年，陈伟就读于扶沟县高中，班里90%都是农村孩子，他们的学习更努力，危机感非常强，把大学当作救命稻草，在那些孩子心里，只有通过高考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抱负。

陈伟还记得，班里有一个女同学，平时成绩都是学校的第一名，结果复习了5年都没考上大学，她每到考试的时候，手都颤抖的无法下笔，陈伟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老同学说她还在县里复习。高考对农村孩子的压力是最大的。

在过去的年代里，为上大学而改小年龄的事情很平常。复习班的老复读生都把年龄改小，派出所听说因为考大学要改年龄也都很理解，这在那时候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读高中的时候，陈伟和同学们都住校，到高三下学期，复习进入白热化阶段，同学们至少复习到晚上1点，饿的话就翻墙出去吃一碗面，然后回教室趴在桌子上睡2个小时又开始早自习。

做为复读生的日子，陈伟们连一个正经的教室都没有，县高中把图书馆的一角打扫出来作为复读生的学习场所，“那间屋子有800多平方米，说话都有回音。我们108个学生在那学习，我们自称是108将。”经过一年的复读，陈伟再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我考试的时候对爸妈说谁也别送我，否则我太紧张，就那么一个人去考场了。”

1990年的文科考试为6门课程，语、数、外、政、史、地。因为前一天晚上看书到3点，陈伟在地理考场上睡着了，造成失误，平常他的地理成绩很优秀，曾经是全县地理统考的前三名，回来和大家对考试题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很多题没有做。

高考结束，陈伟估了460分，班主任惊呼“你的成绩可以报人民大学了”，结果他的成绩是438分，被郑州大学哲学系录取。“1990年文科的重点分数线是448分，假如我地理不失误，或许可以上一个更优秀的大学。”

当年的“108将”有60个“修成正果”，考上大学，陈伟是其中之一。

在电业局的子弟里面，陈伟是那几年第二个考上大学的，在局系统里很风光，通知书下来的时候，父亲的同事以及亲戚朋友都送来了钱，带着这些“凑份子”来的学费，陈伟走进郑州大学的校门。当时郑大规定的报到时间是9月5日，9月2日，陈伟和父亲就坐着电业局的“专车”被拉到郑州大学的文学院。那辆车是田野牌的“半截斗儿”，后边可以拉货，县电业局刚买的汽车，因为是大学生，陈伟才享受这样的待遇。

虽然学的是哲学，陈伟却极喜欢打篮球，曾经是哲学系的体育部长，经常组织篮球比赛。他喜欢纪德尚老师的课，“因为上他的课考试得了第一。”陈伟说，那时候同学把大学老师分为三等，照本宣科的；天南地北的扯一通的；有自己思想，不单为上课而教学的。同学们大多都喜欢第三种老师，他觉得纪德尚老师就属于第三种，讲课很有意思。

四年的大学生活，陈伟每个月有100块钱的生活费，加上35元的补助，钱不够花的时候，就出去做家教，勤工俭学。

大学毕业，陈伟面临双向选择，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再“包分配”，陈伟找到的工作是做老师，几年后又到郑州市商业银行，现在是商业银行支行的行长。

高中时代考上大学的同学现在多在郑州工作，打拼的都还可以。高考确实改变了那群孩子的命运，假如没有高考，假如不参加那场改变人生的考试，陈伟说他现在可能会坐在扶沟县电业局的办公室里，也有可能做个办公室主任。

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