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林黛玉进贾府》一文，谈及黛玉的“时时在意，步步留心”的思想性格时，老师们大概都不会漏掉关于读书的一个细节：黛玉在贾母面前称“只刚念了四书”，而后面当宝玉问及时又改口说：“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对此，笔者不能另有高论，只是想提一个因愚不可及所以大概还不曾被提起的问题：“为什么‘只刚念了四书’所达到的文化修养水平被认为要远高于‘些须认得几个字’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好回答，实际上也不见得难以回答，然而联系到我们语文教学的实际，就令人颇费踌躇了。我们真的可以说“念了四书”要强于“只识得字”吗？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我们是否也这样做了呢？面对中学语文教学所通用的、终极表现为高考语文试卷的语文能力的判断标准，我相信绝大多数语文教师不得不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在这个答案里，有没有念过四书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简单分析一下“念了四书”，可以看到至少两方面的含义：从能力角度讲是“能够读‘四书’这样的书了”，从积累角度讲是“知道了‘四书’上的知识、学问、道理等等”。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林黛玉这一形象的时候，将“能读什么书和读过什么书”当成评价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的潜在的无需挑明的不言而喻的标准。然而，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标准为什么在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中，不见任何端倪呢？我们既没有什么具有可操作性的手段，来检测学生能读什么书，更没有任何尝试来检测学生读过什么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失去了一个通常情况下，被我们视为不言而喻的标准。想想看，失去了这样一个标准，我们都失去了些什么？

一个能够且已读通四书的人，想必认字不少，然而在“默写字词”的竞赛中，却未必能胜过不曾读书，却能识很多字的选手。我们的高考语文是不是这样一场“默写字词”的竞赛呢？

是的，我们应该识字；是的，我们应能够理解词；是的，我们应该会理解句子；是的，我们还应该会理解一篇文章，还应该会理解不同文体的文章，知道不同文体的区别。是的，是的，这些都应该，但这些就是我们竞赛的目标？为了在这样的竞赛中获胜，谁还会去读“四书”？在这方面，“读‘四书’”既不是效率高的途径，更不是必需的途径。于是我们就理所当然地看到，学生极度缺乏“四书”熏染的现状。除了家庭的特殊背景和某种意外的机缘，我们根本不能指望学生去读“四书”。我们自以为得到了一个被细化了的，有可操作性的科学的评价标准，但却迷失了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真正的目标。

我们丢掉了那个不言而喻的评价标准，于是我们丢掉了“四书”，我们只在学生脑子里留下了他们从来没打算记住的练习册子。我们的课本其实也不过是这样的练习册子或者例题集吧，要不怎么说课文无非是个例子呢？我们的课文凭什么就该是个例子？还无非！

想起“例子”这个词，我忽然想起那种供婴儿练牙劲用的磨牙棒。假如一对夫妻只给他的孩子这样的磨牙棒，而不给他（她）任何有营养的东西，或者只给他有助于练就一身咬噬、咀嚼、吞咽功夫的食物，而不考虑这些食物的营养，那就不难想象这个孩子的命运——不是早夭，就是极度的营养不良。我们又凭什么认为学生只需要例子，只需要能力，而不需要营养呢？真不敢想象，我们那些只学过一些例子的学生，他们的生命里缺少怎样的营养。这里我不想和别人争论我们的课文到底有没有营养，也不想探讨怎样教（或者嚼）才使课文比较有营养，我只想强调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实际的评价操作程序中，没有任何一个环节的任何一项是跟营养的积淀有关，如果我们不把有害物质算作营养的话。

更可笑的是，我们一方面不相信让学生直接面对他需要的食物，就可以让他吃饭的本领得到锻炼，另一方面又更不相信学生的咀嚼能力，而一定要把给学生的本没有什么营养的食物先行嚼过，以确保学生可以得到教师认为应当得到的营养。且不说，经过这样处理的营养，恐怕大半要变成毒素，就算有营养，吃到胃里也难保不会呕吐当场。我们做老师的，伤害了学生的胃口，也扭曲了他们对食物的看法。他们既没有信心去咬哪怕是一根新鲜的黄瓜（因为它有捉摸不定的营养成分，或者一时想不起该用什么嚼法，才能让自己的牙齿和咀嚼肌巧妙配合，不致在咬到黄瓜的同时，咬到自己的舌头），也没有任何咬噬吞咽的欲望(他们会以为所有的食物 都有老师的口臭)。幸好我们不只有语文课，幸好不是所有的老师眼里只有高考和中考，幸好我们大多数学生或多或少有接触新鲜食物的机会。

当然，我们还会有令人无比尊敬的，面容可亲，目光慈祥的学者们站出来说：“‘四书’之类当然是要读的，只是还不到时候嘛。”

我们的学生走出中学，已经是十八九岁了。十八九岁，即使他们能够全部升入大学，而不必立即去谋生，大概也要学些谋生的手段了。“四书”之类，如果不是恰好属于自己所学的专业，恐怕这辈子，就甭想了。再说，中学时代，没有接触过，他们又如何能够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忽然就有了兴趣呢？

当然，还会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者们站出来，根据语文的诸种莫名其妙的定义，说“语文”应当如何如何，说“四书”之类如何与语文课程相悖，恐怕还会有人质问一声“这难道是在教语文吗？”或者“这难道还是语文课吗？”。我不知道“语文”的定义是如何下的，我只知道，“四书”是要读的，如果语文课不适合用来教学生读“四书”，总应该有那么一种课程，承担这样的任务。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可以用作标准的“四书”是什么，是哪些书？是谁才有权力决定这“四书”？老实说，面对这个问题，我只能无言以对。我甚至想，当初抛弃了那个“不言而喻”的标准的语文教育界的先驱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当他们确信自己并没有掌握决定“四书”的权力时，他们选择了放弃这个标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恐怕也正是这种放弃才确保了我们中学语文的一块小小的领地——用那些不由自己决定的缺乏营养的食物，训练出比较强的咀嚼能力。但是，今天，今天是谁决定了学生应该学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无权决定“四书”应该是哪些文本，还是根本就不承认那个本可以不言而喻的标准？倘若承认了这个标准，但“四书”的选择权，却不能落到有识见有良心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手中，我还愿意坚持这个标准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失去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标准，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