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英国小说家毛姆《木麻黄树》小说集，最大的触动不是这本为毛姆赢得“最伟大小说家荣誉”的独到文笔和阅读带来的深刻思考，而是毛姆笔下对中国人描写带来的触动。

“新加坡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有马来人，虽说他们是这里的土著，但在城里的日子却不很惬意，人口也少；有中国人，他们灵活、机警、勤快，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街头；有皮肤黝黑的泰米尔人，光着脚，走路悄无声息，好像异乡的旅客；有时髦富足的孟加拉人，他们轻松自如地应付周遭的环境，而且自信满满的；有狡黠的日本人，他们似乎总在忙着一些紧急而绝密的事务；有英国人，他们戴着遮阳帽或白色鸭舌帽，或是坐在小汽车里飞速行驶，或是悠闲地坐在人力车里，摆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派头。”这段在小说《铁行轮船公司》开头对几个国家的人不同的形象描写，非常中肯地肯定了中国人优秀的一面，而“成群结队”说明我们的国人，早在20世纪初就有很多人移民他国，移居他国生存下的灵活、机警、勤奋，包涵了多少艰辛、多少打击、多少挫折、多少磨难、多少智慧啊！仅仅六个字，毛姆就概括了一国家人的品性、形象和对生存环境的敏锐程度，笔力的确了得。

“‘船上的人都听说了。’、‘我知道。你难道认为就我一个人在谈这件事吗？那些印度水手和中国人，他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你不会觉得他们需要你教导吗？他们清楚这不是平常人得的病。’”这段对话，是指那个马来女孩向她的英国男人使的咒语——“你走，但我告诉你。你绝对到不了家。当陆地沉到海里去的时候，死神就会降临到你的身上，在重新看到陆地之前，死神会把你带走，就像陆地沉下去一样。”而她的男人真真的就应了她的咒语，在即将看到陆地的那一刻死于让人无法相信，却是事实的“打嗝”不止的怪病小疾。而印度水手和中国人，竟然未知而觉地懂得这种魔咒的怪诞离奇，应是佛教对这两个国家长期的影响。

佛教信奉善恶因果，而这个马来女孩的魔咒，正是对遗弃她的那个爱尔兰人施的咒语。仅她当时的泰然自若的神态就足以让人畏惧——当他把所有的物品都打包，把它们运走，她就坐在那儿看着，直到他把所有家具全都卖给当地的中国人，她都没有说一句话。这样的神态，是女人木然绝望的神情。女人的爱和男人的爱，也许原本就是两种感情不同的秉持，承受失去和分离的痛苦负荷亦当不同。感情洁癖的女人的执着和专注，对这种说走就走、说离就离的男人，是无法理解的，她付出的是心，男人付出的是情和一些应有的经济补偿，原本就是不可比的两种情爱。马来女孩对爱尔兰男人的不是咒语，而是终生拥有这个男人执着的私爱，她一直静默地看着男人离开的绝望神态就是佐证。而当时居住在马来半岛和菠萝州的英国人，遗弃马来女人是个很正常的现象。这种正常的现象，却是建立在马来女子痴情痴心、无可奈何的基础上。

我不相信有什么魔咒，却相信善恶因果的关系。这个爱尔兰人，被马来女孩诡异的咒语成谶，只是当时重多被遗弃马来女人恶果应报的个例，成为至今马来人咒语恐怖的诡异，该是毛姆妙笔生辉的杰作。

中国人只是在他们鹬蚌相争中，得利的一个渔翁——买些二手家具。阅读这段文字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中国人异国生活的艰难、甚至穷困潦倒。当然，如今我们国内不乏购买他人用过旧物的现象，且我尤为赞同这种旧物利用的简朴和环保，我们叫二手货，但多是生活拮据、窘迫所致。这种窘迫发生国人国内之间的交易，远没有异国他乡生存的中国人，在外国人笔下体现得辛酸、心痛。如今，国人异国他乡生活，已成为不少人的选择，除了那些官腐、国盗、商投外，但愿我的同胞们在艰辛的奔波中，不在那么拮据、窘迫。

沃伯顿先生吹嘘说，他的厨师是个中国人，是全菠萝州最棒的，他不辞辛苦，即使条件再困难，也会尽量做出可口的饭菜。他充分利用原材料，也动足了脑筋。这段是《驻地分署》主人翁沃伯顿向助手库珀炫耀的话，话语里充满了自豪和荣耀，而这点自豪和荣耀皆来自他拥有一个全菠萝州最棒的中国厨师。毛姆的这篇小说集出版于1926年，中国人的厨艺在那时、那个英国殖民地不久的地方，已是赫赫有名，可见我国的饮食文化是多么地广博宏大、底蕴丰厚。而我读出的，却是饮食文化底蕴后面的睿智、勤奋、艰辛和几近献媚的能事，读来心沉沉的、苦苦的。

那个华人职员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关门的时候是轻轻的，带着谨慎，但是果断，然后朝着乔伊斯先生的办公桌前走过来......那个华人职员每次说话都字斟句酌，乔伊斯先生一直对此隐约地感觉到颇有兴趣，这时他正微笑着......“我要对您说的事情是微妙和保密的。”......乔伊斯先生发现了那个职员狡黠的目光。跟往常一样。黄志成穿着当地最时髦的服装。他脚上是闪亮的漆皮鞋和鲜艳的丝袜。他的黑领带上别着镶有珍珠和红宝石的饰针，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钻戒。洁白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镀金的钢笔和一支镀金的铅笔。他戴着一支镀金的腕表，鼻梁上架着一副隐形的夹鼻眼睛。他轻轻地咳了一声......“先生，我得知的情况是，有那么一封信，是被告写给这个悲剧中遭遇不幸的受害人的。”乔伊斯先生一向赏识这个职员的精明，他说这番话，是故意掩盖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封信是在哈蒙德先生死的那一天写的。”乔伊斯先生的眼睛一眨都不眨。他依然面容微笑地望着黄志成，跟往常一样颇有兴趣地听他讲话......抄件是用外国学校里教华人写的那种连体字写的。这些字写得缺乏个性，跟信中那些不详的词语极不协调，显得非常怪异......从谈话一开始，乔伊斯先生就没有离开过他这个职员的那副令人肃然起敬。此刻，他就怀疑这张脸上是否流露出一丝嘲讽的神色......黄志成从这个问题以及提问的口气中觉察到对方态度的转变，但他不露声色......乔伊斯先生心里完全明白，黄志成知道他要到监狱去探监......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曾经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可以作为依据的西......”“天哪！你想让克洛斯比太太到哪儿去弄这一万元钱！我告诉你，这封信是伪造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黄志成。这个职员对他的叫喊无动于衷。他依然站在桌边，一副礼貌、冷静而恭顺的样子......志成这家伙真是聪明，他心想，我不知道他会从中捞到多少油水......店铺后面站着三四个华人。那些店铺都很奇怪，柜台里不陈列商品，不知道这些店铺是卖什么的。那个矮个子的男人穿一身帆布衣服，胸前挂着一根粗大的金项链子......他在屋外说了几句话，然后陪着一个走了进来。乔伊斯先生看了她一眼。自从哈蒙德死后，人们对这个妇女议论纷纷，但乔伊斯先生却从没见过她。她的体态略微显胖，不很年轻，脸庞宽宽的，但是面无表情。她的脸上搽过脂粉，两道眉毛画得又细又黑，但是她给人的印象，她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她穿着浅蓝色上衣、白裙子，一身装束既不欧式，也谈不上中式，但是她脚上趿拉着中式的丝面拖鞋。她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项链，手腕上戴着金镯子，耳朵上吊着金坠子，一头黑发上别着金簪子。她慢腾腾地走过来，一副自信而从容的神情，只是脚步有些许拖沓。她紧挨着黄志成，在床沿上坐下。黄志成跟她说了些什么，她点点头，朝两个白人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以上这一大段是毛姆在《信》中对几个华人间断的形象描写，多是对黄志成的描写，阅读后，颇令我震惊。

给我的整体感觉是聪明、庸俗、浮华、唯利是图，尤其是每个人都戴着足够的金饰品，让人感觉庸俗至极、浮华至极。如果毛姆没有这种感觉，就不会给小说中出现的每个华人都带上足够的金饰品。

戒子、项链、耳环、头饰、胸针等曾经是我很喜欢的饰品，而今已是不屑一顾，夏天也只是脖颈上带条简单的项链装饰，胸针倒是至今喜欢的，也只是简单明了。而朋友鲁和李是从不带这些饰品的，现今想来，她们才是真正的雅致呢。原来，是我俗不可耐了，还自以为美观呢！

毛姆对黄志成的描写尤为用笔，细致到——黄志成穿着当地最时髦的服装。他脚上是闪亮的漆皮鞋和鲜艳的丝袜；洁白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镀金的钢笔和一支镀金的铅笔。而这细致的终结却是狡黠，这狡黠似乎就是浮华和庸俗的根源，淹没了应有的远见和傲然，令我读来沉重而叹息。

一个人的行为有时会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这是自然的。如个人行为，有时会代表一个地区、或一个省人们的行为——去年去丽江，在玉龙雪山牦牛坪坐索道下山时，我们前边隔两个座的四川夫妇，不时往下扔食品垃圾。那可是足有半个小时的原始森林索道，看着实在让人可恶可憎——陡峭的山巅，捡拾这些垃圾多么艰难、多么危险啊！而保护环境，只需要我们举手之劳——手中的小小袋子或放在随身的包里。儿子至今都认为四川人素质低下，其实儿子非常清楚，这种素质低下的人，只是个别现象。可这种印象，已刻印在记忆里。

在《信》中，毛姆两处讲到华人的个性——抄件是用外国学校里教华人写的那种连体字写的。这些字写得缺乏个性，跟信中那些不详的词语极不协调，显得非常怪异。她的脸上搽过脂粉，两道眉毛画得又细又黑，但是她给人的印象，她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字写得缺乏个性，是我们不少人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常说字如其人，当然不是绝对；有的人看去很洒脱，字却写得拘谨、扭捏。毛姆“这些字体缺乏个性”与“她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她是哈蒙德死后人们议论纷纷的女人，这种在伤悲中个性依然十足的女人，一定是个优秀、而有准则的女人，连举止高雅、风韵娴静、受过良好教养的哈蒙德的情妇莱斯莉都不是她的对手。可见，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个性是不仅是一个人的特性，也是一个人的特质，尽管她也是哈蒙德情妇，毛姆还是以赏识的笔墨认可了她，如毛姆不屑那缺乏个性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