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真正保护着我们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人类的道德与良知。

 

    法律，往往包含着历史的局限，而且呆板、僵硬；人类的道德与良知，尽管也逃避不了历史的局限，但受局限的程度，注定比成文法律微弱无数倍。而且，人类的道德与良知，发乎心，传递于情，具有远远超过法律的迅速递进与前行力量。法律，因为切合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类的道德与良知而具有存在合理性，同时，人类道德与良知的递进与前行，应该引领起法律进步的方向。

 

　　许霆已经被广州市中院判处了无期徒刑，因为当他发现银行的ATM机出了问题，每取出1000元钱，自己的银行卡帐户里居然只被扣1元钱，他先后171次取款，合计取出17.5万元，并在潜逃一年后被抓获，以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新快报》）

 

　　绝大多数人觉得判重了。一部分人主要从法律角度论述：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但更多人，显然不关心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盗窃罪，仅仅站在道德与良知的高度质疑：区区17.5万元，除去金钱上的损失，没有给其它任何人带来严重的直接伤害的区区17.5万元现金，是否需要用一个人一生的自由去赎罪。

 

　　成文法律，或者在特定时期不容任何人在行动上侵犯，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条文一定合情、合理，是永远切合着人类的道德与良知、永远不需要与时俱进地修订乃至废除的。否则，我们今天使用的，应该还是本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律。

 

　　抛开在法律范围之内的争执，假定许霆的行为完完全全构成了盗窃案，应该判处他无期徒刑吗？依据现有法律条文，显然是应该的，刑法中已经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然而，这样判，在法律之外，在道德与良知范围，立刻面临两重困境：

 

　　其一，同样是盗窃，为什么盗窃金融机构与珍贵文物的量刑那么严厉，起刑就是无期徒刑。以这个标准衡量，判许霆无期徒刑还是从宽了。

 

　　一个答案浮出水面，在特定历史时期，财产被分了等级，金融机构的财产与珍贵文物成为了“财产之上的财产”，脱胎于“国家财产凌驾于集体财产之上，集体财产又凌驾于私有财产之上”的特定原则。然而，今天，在平等保护不同性质的财产所有权已成为普世的文明价值观之时，在“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等平权内容已进入《物权法》形成为成文法律之后，继续将金融机构财产与珍贵文物作为“财产之上的财产”予以特别保护是不合理的，背离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与普世的文明价值观。

 

　　其二，是关于所谓“数额特别巨大”的困境，当生命的尊重回归，当生命无价越来越深入人心，谁能接受：一生的自由，还不如区区17.5万现金。尽管根据最高法院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但公众，却不认同这一解释。甭说3万元，便是17.5万元，还不能在广州稍好一点儿的地段买一间客厅。相形之下，“数额特别巨大”何其贱价，人的自由何其贱价！

 

　　这样的贱价，给予法官不可思议的量裁权，可以令“窃钩者死”，也可以令“窃国者”无罪，还都是在严格依法办事。如王琳撰文指出的，余振东利用公权贪污、挪用，性质比许霆严重得多，涉案金额达4.82亿美元，为许霆涉案金额的2万倍，在数罪并罚之下，也不过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比较。（《南方都市报》）http://view.news.qq.com/a/20071218/000002.htm

 

　　当法官具有无限量裁权，并已经实际表现出任意伸缩的特质，法律本身的尊严已经扫地，法律无法明确分辨犯罪行为的轻重并予以相应处罚了。汉朝时候，有人偷了汉高祖刘邦庙中的一只玉杯，彼时，自然算头等大罪，廷尉张释之以“窃宗庙服御”罪判其死，汉文帝还不觉得解恨，要诛其九族，张释之说：盗杯者就要族灭，如果有一天，有人直接窃汉高祖的陵墓，还能找到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吗？

 

　　虽然我并不自认为比许霆高尚，我甚至相信，当ATM机如此大方地给消费者“送钱”，没有几个人能挡得住诱惑，我依然承认，许霆的行为是不恰当的，而行为上的不恰当，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承担无限沉重的责任。

 

　　许霆已经被重判，他还有上诉机会，未来尚不可预料。对于他个人，未来的命运或许将完全取决于对现行法律条文的不同解释，然而对其它人，本案所引发的思考，却应该远远在对于现行法律条文的不同解释上。

 

　　当法律条文与人类的道德、良知发生了冲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公平原则与普世文明观，通过整个社会对典型案例的反思，带动法律条文、法律原则的修订与重新树立，在呆板、僵硬的法律条文中注入人类道德与良知的温暖，才是许多人渴望的一种境界。

 

　　法律之上，还有人类的道德与良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