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绝恋》边上
刘凌
这题目是套用钱钟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却无钱先生那种入世的从容和洒脱，而只喻示一个诗外人对诗歌的张望。
青年诗人刘勇，在井下挥汗如雨地采煤之余，品味人生的苦甜，使其人生平添一份诗意，这诗意，汇成《绝恋》诗集。
艺术张扬独特的个性，而抒情诗又是最富“自我表现”的艺术样式。《绝恋》抒写的完全是自己的真切体会与感受，没有去硬写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哪怕是很重大的题材。然而，诗又不能写成自传和日记。诗人的悲欢，应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地。每个人都应保留按个人的旨趣生活和评判的权利，却又不宜过分夸大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小悲欢应联系到升华为人类的大悲欢，所谓“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
艺术呼唤真诚。《绝恋》满溢真挚的抒情，决无文人的的装腔作势、娇柔做作。它真实记录了作者对人生苦辣酸甜的感受。那由执著而生的沉重，由沉重而生的悲苦，或许是“绝恋”的部分内涵。但真诚和真挚，还需向“真相”、“真理”提升，让理性积淀在感性中。跟着感觉走，只能悦耳悦目，难以悦志悦神，历久传诵。
人生与创作不管怎样沉重，艺术却不能沉重。艺术家应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贝多芬好像说过：艺术家是不哭的。使读者心潮激荡而自己却安坐如山，方显艺术功力。试读唐诗宋词，不管内容何等沉重，读来却轻松惬意。
诗贵含蓄，而忌直露，使人“思而得之”，方是好诗。《绝恋》力戒说教，尽量诉诸意象，乃至营造隐喻，从而倍增醇厚诗意。但含蓄太过便为之隐晦。所以，严羽又主张“意贵透彻”。透彻而又含蓄，在似露非露之间，才有魅力。
诗是做出来的，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但诗又不可太做。好象有人讲过：诗人在不得以的时候才动用语言。这是提醒诗人，要切近生活的本然，要以少胜多。袁枚称这种境界为“大巧之朴”、“浓后之淡”。
《绝恋》有些诗也许自传性太强，也许过于沉重，也许含蓄过甚，也许太计较意象和语言，因而使人读了觉得有点累，不太轻松。
但《绝恋》也不乏读了不觉累的好诗句。像“我说/不如关了那道门/你站在门的里边/我站在门的外边/沉静成两棵树/观望”（《给你》）；像“你来时我正在写诗/你是那一个礼拜最优美的诗句/进入我的构思是一种不经意”（《你来时我正在写诗》）；像“人生不必寻求相融与和谐/相接处是一种距离”（《相接处是一种距离》）；像“我们在岸上钓鱼/其实鱼在水中钓我们/我们合上眼/世界比我们幻想的美丽”（《体验》）。抒情写意，均能由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层次，即景会心，似不经意，淡而有味，起码，我喜欢这样的诗歌。
禅宗有一段话，使我联想到作诗的境界：“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在我看来，第一阶段，是稚心、素心；第二阶段，是智心、情心；第三阶段才成悟心、慧心和灵心，臻于化境。其本意虽是描述成佛过程，但在哲理层次上，不也是我们的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吗？这第三境界，正是用直觉形式把握到的，感性与理性高度融合，万物一体。一刹那永恒的自由境界，能以自然天成的语言，点出这一境界，便是绝妙的好诗，不管是否押韵、分行排列。但这恐是门外谈诗的妄语了。
（摘自1995年12月19日《泰山文化报》）
注：刘凌，原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现泰山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泰山研究专家，比较文学专家，泰安市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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