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妄言之姑听之

                 ——答何兆武先生

 

 

                                               双鱼一生

 

 

    我在1999年用“沉冰”为笔名，主编了一本钱锺书先生纪念文集《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内收我对北京大学许渊冲教授的访谈录一篇，题为《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在我心目中，这篇文章并非那本纪念文集中分量最重的一篇，但莫明其妙，它却成了转载率最高的一篇——虽然由于我们国家该死的版权保护意识，我从未收到过任何一笔转载此文的稿费。

 

    后来，这篇文章被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何兆武先生看到了，他特地写了一篇声明，题为《我不是这样说的》，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全文如下：

 

 　　    前阅1999年12月15日《中华读书报》，载有《许渊冲眼中的钱钟
     书》一文（摘自当代世界出版社《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
     一书），文中有云：“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
    ‘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阅后不胜骇异，且
     曾接到吴宓先生之女打来电话垂询此事，甚表关怀。我要声明：我从
     未说这过这样的话；我只是说：钱先生眼高手高，眼下有些文章恐未
     必能入钱先生的法眼，但绝无所谓“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之意。
     我当即向北大许渊冲教授核实。渊冲兄和我的记忆是一致的，他还说
     这几句话是访问者或是编辑所加的。

 

　　     犹忆1939年我初入西南联大时，钱先生刚刚回国，年纪尚轻已经
     是名教授了；我作为新人（Freshman）尚无资格选修钱先生的课，只
     好混迹在同学中间去听蹭。王仲英学长是钱先生的及门弟子，多年来
     每和我晤面谈及钱先生辄相与赞叹不止。仲英兄现已退休，但身体甚
     健、头脑亦好，当可作证。许渊冲兄既是钱先生弟子，又是钱先生的
     大敬仰者（应该说是a great admirer），他已证实了我的原话。老友
     美籍学人王浩多次返国，于并世名流学者殊少拜晤，却专程拜谒过钱
     先生。有一次他问我，倘清华研究院能恢复当年盛况，有谁堪任祭酒。
     我当即答道，钱钟书先生是以当之。这些均可说明我们当年作学生的
     那一代人对钱先生道德文章的敬仰之情。岂有钱先生遽归道山而竟然
     信口雌黄厚诬老师之理。特此说明，谨借贵报一角刊登以正视听。

列位看官，注意了，何先生在文章中说：“渊冲兄和我的记忆是一致的，他还说这几句话是访问者或是编辑所加的。”

　　但许渊冲先生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这一句并非访问者或编辑所加。因为正如李敖先生常说的那样，访问者——我本人——双鱼一生，“我有证据”！证据就是当年我和许渊冲先生在他寓所里畅谈一下午的录音带。庆幸的是，事隔多年，但那卷录音带的声音仍然清晰可闻。

　　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信口雌黄厚诬”钱锺书先生，也没有“信口雌黄厚诬”许渊冲先生和何兆武先生。

　　其实，钱锺书先生评价别人的习惯、特点与口气，就连一般读者都熟悉异常，谁也不致“阅后不胜骇异”；何况“当年作学生的那一代人”如王仲英、王浩、许渊冲、何兆武诸先生呢？即如“打来电话垂询此事，甚表关怀”的“吴宓先生之女”吴学昭先生，又何尝没有领略过《吴宓日记》中对钱先生类似行状的颇多微词呢？好在钱先生晚年在《〈吴宓日记〉序言》中已经表明了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侑，愧生颜变，无地自容。”

 

　　我主编的那本纪念文集中，还收录了自己写的一篇《钱尘梦影》，内有在上海与施蛰存先生谈及钱锺书先生一节，亦可参阅。

 

　　其实，何兆武先生说没说过那句话已经不重要了，许渊冲先生有没有把何兆武先生的话转述失真，也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像钱锺书先生一样，有一种“游于艺”也“游戏于艺”的气度与心智，不怕说真话，不为贤者讳，哪怕你是他的a great admi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