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记

刚离开成都，就发生余震，青川六点四级。据说成都大楼摇晃厉害，朋友告诉我直到晚上还有摇晃的错觉。

我在成都的几天，连轻微的余震都没感觉到。可能是因为太累的缘故，每天晚上都睡得死沉，只有早上洗手间台上的墙灰告诉我们“余震”应该是来过的。

“成都不是灾区”，这是军医院那个负责宣传的执意要请我们吃饭的年轻小伙子说的一句话。五块钱一份的快餐，他无论如何坚持要刷他的卡。

他说：“你们那么远来，让我替你们做点啥心里好受些。”

好心人无处不在。

灾后的成都流行一条短信：“灾区人民无房可住，在余震中等待吃喝。成都人民有房不住，在吃喝中等待余震。”（我记得不全，这条信息是很长的。）无可否认，成都人真的很乐观，但灾后的成都还是很寂寞的，我们去酒店吃饭，也不再像往常一样宾客盈盈，吵吵闹闹。街边不再见打麻将或三三两两坐着喝茶的人，在我的眼里，成都安静得有些让人心疼。

前两天的事博客里都简单讲过了，这里不再表。我们最后一天的日程都定在成都某体育场的灾民安置点。计划是上午全部人员做义工，下午讲课，留部分人员继续做义工。成都附近的漫迷VINKY也赶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早晨七点我们就集合出发了。

我们去的安置点据说是全省最好的灾民安置点，从条件看，确实如此。操场里搭着一排排的活动房，看上去质量非常好，环境也很整洁。物资充足（志愿者负责人一再强调：这里什么都不缺！不要带东西来！），生病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救治。一直说灾区缺的卫生巾在这里都很充足（当然，成都现在不是灾区）。据这边志愿者的负责人说，他们一公布缺少什么东西，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捐赠品都会堆成山。

不过，成都救灾物资的过剩，大概也是因为全国的救灾物资都汇集到这里，而很难运往重灾区。

上午，海燕被叫去接热线电话，其他的队员被分配到一间间活动房里陪伴灾民。其实我比她们过去晚一点，我去了之后问他们刚才都干了些什么，结果，赵娟用四川话回答我：“摆龙门阵嗦！”

其实……方悄悄扶一个头晕的奶奶去了医务室，羽筱六当了小队长，凡凡帮忙送走了一个传染病患者。大家都拿着扫把挥舞了几下。但是，诚实地说，志愿者是过剩的。据说一星期以前，这里的工作还很忙碌，是我们来晚了。（刚才看见新闻说四川恳请自发志愿者暂缓前来，和我的感受基本是一致的。还有很多漫迷说想来四川当志愿者，我为我的读者们感到骄傲，但希望大家一定不要擅自前来，没有实际用处的同时还增加了四川的负担。）

救助点的一切都很平静，但平静得让人有点不安。

这里的孩子和我们昨天在学校见到的孩子的状态也很不一样。每天上午是规定的上课时间，但活动房里有很多孩子没有去上课。我问一个12岁的孩子：“现在最想干什么？”回答：“去学校上课。”但是现在为什么不去上课？因为老师根本没上什么，都在摆龙门阵，没意思。有一个小女孩，因为上初二了，一直很想回学校上课，很着急，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在外面打闹游戏，而是用石头划着草地，闷闷的样子让人心疼。

其实，并不是老师不想上课，是现在上课不好上。虽然教室分了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但实际情况是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混杂在一起，没办法进行正常的授课。而且，在救助点的孩子毕竟和普通环境下的孩子不一样。大家的心是散的，再加上没有一个学习的氛围，

上课的老师也是大学志愿者，但好像都不是专业的，一直负责帮我召集学生的王老师学的是电视编导。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老师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叫老师，但是作为大人，我能看出王老师脸上的疲倦和茫然。给这些孩子上课的其实远比她想象的难，她接受了自己力不能及的任务。

因为实际情况，下午我的授课情况有改变。上课的对象大部分是小学生，和我准备的完全不一样，教室里很闷（今天天气预报说会有雨），大家没办法专心听课。我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找了一个很普通的话题：谈理想。有个八岁的小男孩，跟我儿子一样大，他告诉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货车司机，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我走的时候他可以送我，我不必那么累。我很想问他从灾区逃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一个货车司机送的，但我忍住了没有问。

我们只拍了很少量的照片。

中间我问了一个问题：同学们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样？

所有的人，都在摇头。

我很担忧这样的局面，孩子们在这样群居、等待的日子里慢慢变得茫然。茫然和被压抑着的恐惧混合在一起，对孩子是危险的情绪。

因为想给每个来上课的孩子发一点慰问金的事情，跟管理的志愿者起了争执。最后，我让步，没有发。我承认想直接发现金给孩子的做法是欠考虑，很可能好事没做成变成做坏事，带来人家管理上的混乱。以后我也不会再这么做。管理者只同意我们把带来的画笔发给孩子们，书和食物都要经过检查后才能发放。我带去的读物都是给中学生们看的，我去看了一下临时的阅览室，大都是些成人看的杂志，所以我回来会联系一些少儿社送去一些孩子们能看的图画书，如果你有这样的书，也可以直接寄过去。

我们做志愿者是很多天前就联系好的，我们一个读者从重灾区来，想和我们一起干活，被挡在门外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钟。所以如果是单个志愿者，千万不要想来救助点帮忙，可能连门都进不去。这里我要提一点的是，救助点进出非常严格，据说是为了防止灾民乱跑走失，或者一些成都原来的流浪者混进来，实行了严格的登记和准入制度。我们进去和离开的时候都大费周章。让人有点不舒服的是，门口管理人员的素质很低，大概平时也就在家里闲得发慌的那种，有一个特别胖的，还戴一副墨镜，人一看就是很凶的样子。

救助点里有四个都江堰来的女生爱看我的书，我走的时候她们追出来，希望我可以给她们送书，签名。她们想到门外来拿书，刚刚靠近大铁门，就被那个胖大妈工作人员一阵猛吼：“出去，出去了就再也别进来了！”几个孩子被吓得赶紧退了回去，一边辩解：“我们不出去！”

那一下我真的很想抽人。

方悄悄她们在门口等车的时候还看见了另一件事，据推测，大概是亲戚来看孩子，（据说孩子的妈妈大概在医院里手术）。反正她们看到的情景是，孩子在门里哭，大喊着我要妈妈，但是被管理人员强行拖回去；外面的年轻女子在孩子被拖走之后，就跑到路边，先是捂着嘴哭，然后，悲伤地蹲下去，哭了大概一分钟才离开。

等她们回来后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们说，人家难过成那样，她们不敢去打扰；至于门卫那边，一走近人家就戒备地说：“你们是不是媒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理解，这样大规模的救助点需要极为严格的管理，否则就会出现混乱。但是，管理的人为什么不能再人性化一些？哭喊着的孩子被强行抱走的一幕，想想心里都在痛。

其实，救助点很重视对灾民心理的平复，也为此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人员不想自己多日来为了平复孩子所做的努力被打破，但是，有什么心理救助比得过让孩子抱着自己的亲人哭一场呢？

我真的不明白，从门内走到门外的距离，真的有那么难么？

没有人是救世主的。当你以一个“施救者”的身份开始发号施令的时候，或许高尚的行为已经开始变色了。当你越来越抓紧自己手里的权力，和人心就会越来越有距离。

   离开成都前编辑赵娟和悄悄又去了趟医院,给几个孩子送去了我们的慰问金。弥补了昨天留下的遗憾。总之，我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早一点回到正常的学习环境。希望灾难尽快过去，一切重归以前，我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渺小，但我会坚持下去，做我自己能做的一切。

    漩口中学的董晓洁同学送了我一个小猪，她告诉我她的外号叫“小猪”，一个小小的圆头圆脑的瓷猪头，儿子今晚带着它睡觉。睡觉间他在他的玩具箱里找了很久，最后给了我一个粉红色的棉小猪，让我替他邮寄给晓洁。我想像晓洁收到它的样子，一定会微笑。

   我记得那一张张灾后的年少的欢颜，记得他们和我齐声诵读时的天籁之音。记得他们扑上来拥抱我时传来的温热的体温，这些都将成为我记忆里永远挥之不去的力量，鼓舞我和他们一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