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骥才先生的小小的口袋书《留住昨天》，看到一篇少见的批判性文章：《鲁迅的功与“过”》。看看，就着名字就骇人听闻！鲁迅先生还有“过”？！即便打上引号也是个过啊！那可是鲁迅先生啊！

    文章挺长，我将自己读后所理解的概要缩写整理如下：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鲁迅写的小说作品最少，但是影响最巨。这是一个奇迹，其根由便是他那独特的文化视角，即国民性批判。鲁迅作品文物的个性全是中国国民共有的劣根性。他把一个个国民的共性特征作为个性细节来描写，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巨大的覆盖性。鲁迅笔下的“文化人”是专门用来批判的，而批判是为了唤起国民的自省。他始终是瞪着眼睛看世界，瞪着眼睛写小说！鲁迅是充满责任的作家。当下，人们已经很讨厌“责任”这两个字了。他压给自己的使命是剪断古老的精神锁链，唤醒使人迟钝的心，催动国民的自审与自奋。他的文学最初是作用于“小众”范围之中的，主要影响比较高层的知识分子，通过它们去影响一般知识分子。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源自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一个民族很难得会站到自己的对面看自己，除非有个对方，便从对方的瞳仁里看到自己的影像。可是，鲁迅在他的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传教士们在世界所有贫穷的异域里传教都不免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在宣传救世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也进入了救世主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运用“比较文化”的思维敏锐地发现文化中国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所知有限，并抛之以优等人种自居的歧视性目光，故而他们只能看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症结。他们的国民性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义的或非难的。鲁迅需要以这种视角借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过而没有对西方人的东方观作立体的思辨。鲁迅的偏激具有某种时代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偏激，才使他分外清晰和强烈。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我们太钦佩他那些独有的“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看国民性后边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一批“文化电影”在西方获得前所未有的称赞，随之便是捧得这种世界级亮闪闪的奖牌回来。在如潮般的赞许中，有一种批评极不中听，即“这些电影都是专门拍给西方人看的”。一时，人们都认为那是左爷们僵化的、过时的滥调，哈哈一笑，不去理会。这一批以文化自审的方式关照生活的电影，之所以为西方叫好，恰恰是由于它们的思想背景巧合一般的印证了西方由来已久的文化偏见。一个西方人，尤其是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你给他一个充满幽默感、性格快乐的中国人形象，他也会摇头说：no；你给他一个呆板麻木的形象，他会叫好。而这批电影所塑造的中国人性格诡异、行动诡秘，不是性压抑就是性变态。这种故事愈强化、愈神秘化，就愈会被西方人认为是经典的东方。因为，神秘二字，正体现西方人因文化隔绝而产生的对东方的感受。他们的确没有走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磁场。他们的文化指针依然对准在亚瑟.亨.史密斯的刻度上。

    中国文学有个例外，即鲁迅一直是文学中唯一不能批评的作家。一个作家被奉若神明是可悲的。最具有活力的作家总是活在褒贬之间的。他原本是一个勇士，却在他的四周拉上带电的的铁丝网。他生前不惧怕任何人责骂，死后却给人插上“禁骂”的牌子。这一来，连国民性问题也没人感碰了。多年来，我们把西方传教士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对他们那个真正成问题的“东方主义”却避开了。传教士们居然也沾了鲁迅的光！

    我们承认鲁迅通过国民性批判所做出的历史功绩，甚至也承认西方人所指的的一些确实存在的我们国民性的弊端，却不能接受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关于中国“人种”的贬损；我们不应责怪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偏激，却拒绝传教士们高傲的姿态。这个区别是本质的——鲁迅的目的是警醒自我，激人奋发；而传教士却用以证实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鲁迅把国民的劣根性看做一种文化痼疾，应该删除；西方传教士却把它看做是一种人种问题，不可救药。

    能被人模仿是杰出的，叫人无法模仿才是伟大和独有的创造。

    这个市场经济的年代，写这样出力不赚钱不讨好的文章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这文章看着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