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瑞安：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是为侠_自成一派温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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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瑞安：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是为侠

(2016-11-17 05: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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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瑞安

武侠

四大名捕

电影

超新派

温瑞安：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是为侠

一贯坚持文字纯粹性的温瑞安认为，武侠小说在表达时，可以很快乐，很活泼，很好玩，很过瘾，很曲折。看上去没有什么微言大义，那才是比较成功的。

他首先是个诗人。

以诗出道，因侠成名。他笑言自己甚至有些“嫉妒”《四大名捕》系列，很多人不闻其名而知无情、铁手、追命、冷血。

“一入侠门深似海”，他说自己是误入“歧途”，回头不是岸，是侠。

少年的他就颇具“江湖义气”，情不自禁地同情弱小者，他始终坚持，侠出自民间，源于市闾。

他，就是温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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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为剑”

“出名要趁早”在温瑞安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

如果公开传阅也可以看成一种发表的形式，那么他的武侠创作最早可追溯到小学二年级，一部名为《三只驴子》的连环图画，描绘三只受主人欺压的驴结拜后“翻身做主”的故事。

这部稚嫩之作竟得到同学的追捧，他遂一发不可收，将周旁同学以真名写入小说。将喜欢或同情的同学刻画为忠肝义胆之士，平素在学校盛气凌人的，就成了他笔下的奸邪人物。成为故事角色的同学都觉着有趣，纷纷要追看各自的下场。

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一个“民风原始”的小镇，年少的温瑞安就开始“行走江湖”，与一帮兄弟结义成“十三太保”，还被推为“老大”。“朋友成长中的种种悲与欢，都是岁月一张忧欢的脸，所以难免都在我的小说里比较深刻地留下一些剪影。”他说。

但诗歌才是温瑞安文学之路的真正起点：他公开发表的头篇文字是一首名为《月亮》的诗。而后，他主编文艺刊物，出版诗集散文，创办诗社，俨然是诗歌界的文艺青年。

相较于金庸的巍然大气，古龙的简洁奇崛，温的小说更有一种对文字不拘于格的理解。他乐于那种剑走偏锋的表述，如“天色暗得如破旧的僧衣”，把尖嘶声比作酣睡中被人踩了一脚的猫。诗歌即是其因，更为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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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瑞安自称是拿着诗的笔，写成了侠。他说，恭维些讲，可誉为“诗剑合一”，有些中国词人辛弃疾、苏东坡的意味，说得难听些，则是误入歧途，本末倒置，“一入侠门深似海”。

正因如此，温瑞安在文字中追求“疏落”，空行多、跳跃快，一如讲究“留白”，余有回想空间的中国水墨画。

回看自己的数百部作品，如果一定要选出比较满意的，他首推诗集《楚汉》，公开出版的小说则是写于1975年的《凿痕》。如果限定于武侠小说，他会选《刀丛里的诗》，这部书以他在台湾受冤的事件为背景，全篇是用诗的语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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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认定，侠同样能写得富有质感，即增加文字的密度，加强它的节奏感，讲究韵律，扩充其内容的存在量。《少年铁手》中，描绘追命与温辣子激斗时，“追命有一颗小小的头却有一双大大的脚”一句中，他采用了字体从小到大的奇特表达，试图以文字绘出温吐克所见的场景。他乐此不疲于这类创新。

“所以我的小说包括其他专栏，比较讲究文字的纯粹性，这是我的弱点，也是我的坚持。”他对文字有些近乎固执的情怀。

“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是为侠”

顾惜朝、萧秋水、方振眉……这些温瑞安笔下广为人知的人物，他却并未多提，他说武侠小说应更注重女性的角色。他以为男侠过往描摹太多，出彩不易；若以侠以无胜有，以弱胜强，以寡敌众，水才是万物所不能催的观念，妇人、乞丐这些看上去特别孱弱的人，其实武艺特别高强。他承认自己是有些女性崇拜的，他所认识的女性，不是很伟大，就是很可爱，或者很真诚。

《四大名捕会京师》在香港《武侠春秋》杂志连载时，温瑞安回忆，在起初的构想中，四大名捕里本有一位女性，但杂志社希望他更多地写男性角色，这样男读者比较有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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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纵横》、《风流》以龙舌兰为主角之后，温瑞安还写了几个女神捕的故事，叫《销魂》的温柔香、林醉等。但没有刊物约稿，故事没有继续。又如《逆水寒》中果敢的息红泪，为报复曾经的情人而建毁诺城，却又在他落难时出手相助，而不惜毁掉自己亲手建造的基业。温瑞安说本还有二十到三十万字要写，却因杂志社的经济危机作罢。他形容自己有些“悔不当初”，其实他很想好好地着重写一番女侠。

在温瑞安看来，武侠小说极容易过分沉浸在幻想中难以自拔，幻想到极致则是自恋。如果作品完全“远离地球”，不仅难获共鸣，也违反了武侠的本义。他一向坚信自己对武侠的理解：武侠出自民间。即武侠所折射的是民众共同的想法和需求，共同的期待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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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侠”，与西方悲剧中的英雄有共通之处：悲剧造成英雄，英雄的特色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所为的事情特别容易遭受到挫折、打击，甚至他们因此牺牲性命。所以悲剧在于，英雄的事业往往无法完成，而要他独立完成。

“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温瑞安解释道，义包括了侠义、礼义、道义、正义、情义等等，当这些义放在某个逆境中衡量时，他们往往哪怕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利益，都选择义所当为者而为，经历人生大起大落后，他特别能意会到“侠”在选择中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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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战僧与何平》中，“下三滥”何家门下独战江湖的站僧，“宁负本门，不负天下；宁负人，不负义”，因门内主管勾结金兵，暗通西夏，滥杀正义之士而奋然出走，为使‘下三滥’成为‘第一流’的世家，让师弟何平主持大局，而独战“六派”众人，要杀尽“德诗厅”主持何富猛一干强敌，却最终被何平所害。

《杀楚》中的方邪真，是温很喜欢写的一个人物。方邪真厌恶江湖，有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却选择重入江湖，在命还是自己的时候，要为一个仅仅见过一面的朋友用一次，“打该打的仗、做该做的事、杀该杀的人”。“他是个标准的文人去从侠，有着文人的犹豫不决、多情胜情，作为侠是吃大了亏。”温瑞安解释说。

但生性好玩的温瑞安，不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传道者。“小说在表达的时候，可以很快乐，看上去没有什么微言大义，那才是比较成功的。”

借着武侠小说的外衣，把微言大义“深藏祸心”，像图穷而不匕见一样，放在自己的作品中。

“武侠可以是时事”

温瑞安认为自己有一颗孩童的心，喜欢不断“试新”，因此希望他的任何一部新作，不再重复以往，若无些许新意，他宁愿暂且搁置不写。他把自己比作虾，正在“脱壳”，等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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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巨坑”、“坑爹”的称号，他也并不避讳，但表示自己并没有停止写作，若出版社能达到他的要求，他会考虑出版，但之前需要时间重修小说的文辞、破绽等。如有可能，他也不排除在近年内推出《少年无情》、《天下无敌》、《四大名捕走龙蛇》、《蜀中唐门》中的一部。就近年流行的武侠原著改编，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已创作的武侠剧成功的很少”，对由于不懂武侠，才颠覆武侠的噱头很有些不满，为什么不能静下来好好拍一些武侠？他提及刚刚和儿子一同观看的《功夫熊猫2》，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被好莱坞发挥得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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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抱负的武侠小说家，都是有意要颠覆武侠小说，写武侠、看武侠不代表他完全认同武侠，他只是要再丰富，再创造，再审视，再批判武侠。”温瑞安拿出金庸笔下“庙也不收，堂也不要，破房子没有一间”的令狐冲作比。

“微武侠”就是他曾追赶的潮流。因为难才好玩，所以才要尝试，每天一个小故事，就想尝试这般写武侠是否可行。“如果大家觉得好玩我就多发表些，不好玩我就还当神仙去。”他的笑声也有如江湖豪客般的爽朗。

“好玩”的背后，包藏着他对侠义精神的理解：武侠源自民间，来自伟大的同情。侠常在市闾与民共乐，也同仇敌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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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不一定是古代的，武侠是一个名词。”他的武侠观也是推陈出新的。在他看来，侠在人心，现代社会同样有侠义存在：公交车上疲惫的乘客，却让座给老弱者，未尝不可视作“侠”，可谓之“小侠”；路旁卖烧烤的小贩，帮被抢女子追回钱包，亦是“侠”的一种体现，可视作“中侠”，因为有了具体行动。

“为什么武侠不能是时事的呢？”他反问道，其实武侠应当是世俗的，可以关心平民百姓的生活和不平之事，如“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等等，以侠的方式，通过很短的情节和文字，延展出时事的话题。

这正是他“醉翁之意”所在，温瑞安承认，即使有通天的功能，也很难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写出一部既完整又无懈可击的小说来，“所以我要的只是一个点，等到这个点聚集到例如一百天的时候，把这些点串联成一条线，再把这些线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图，这个图就是我武侠的蓝图。”

（刊于《京华周刊》见习记者许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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