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市调控显然在2007年要继续下去，这里的问题只是，继续进行下去的房市调控是轻车走熟路，还是另辟蹊径？现在看来，已有多种迹象显示，虽然调控目标不会改弦更张，然而调控手段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已是势所必然。

    据媒体2月25日报道：国务院近日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情况的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并讲话，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议主要成员单位参加了会议。曾培炎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贯彻国务院２００５年２６号文件和２００６年３７号文件部署，进一步落实调控措施，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怎样“加强与改善”房市调控呢？曾培炎提出了四点，其中第一点是，加大住房供应力度。

    把增加住房供给作为房市调控政策的第一选项，强调通过增加住房供给改变住房市场供需关系，从而收到“稳定住房价格”的效用，至少在去年以来的房市调控中，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加大住房供应力度”这句话的后面，还跟着“落实好住房建设规划，合理安排建设用地，加快户型结构调整进度，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进一步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这样的注脚，但是，这与去年年中出台的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开宗明义地强调“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相比，差异不是一般地大，而是相当地大。接下来，对于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中关于信贷与土地政策的“意见”，如何进行“拨乱反正”或“加强与改善”，值得特别关注。

    可以相信，曾培炎的讲话实际上确立了房市调控“猪年新政”的主基调：即便是政府主导的房市调控，也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由此推断，把市场的交给市场，把政府的交给政府，可能是房市调控“猪年新政”的主要取向。就此而言，至少有两大看点值得我们格外留意。

    其一，政府能不能在社会保障层面上真正解决好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近来表示，市场并不能解决住房的社会公平问题。应该说，这句话本身歧义不小。比如，我们似乎不能否定，与以前的住房体制相比，市场化的住房体制至少部分地促进了住房的社会公平——住房的大小不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富裕程度。抛却这些歧义不说，汪光焘的话其实是在强调，政府不能把住房的社会公平问题全部交给市场。

    有意味的是，此前，被视为解决住房的社会公平问题的主要手段的经济适用房纰漏百出，廉租房制度效用也不甚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凭什么保证把自己的活儿干好？

    其二，怎样解决房地产市场的官商勾结问题？同样是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前不久，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解决房地产领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

    房地产领域官商勾结与权钱交易的问题早已不是新闻。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房地产业市场化的重大阻力。出水才见两腿泥。那些事发的贪官固然证明他们与房地产市场关系之密切，却不能证明别的官员与房地产市场就没有见不得人的关系。从制度上彻底切断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才是治本之道。只有比较彻底地切断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房地产市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虽然经过“加强与改善”的房市调控“猪年新政”更接近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本质，但是，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效，恐怕还是要取决于多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