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得空，在北京满大街地转，看着人来人往的北京城，竟然有种莫名的感动，尤其是在午后阳光的伴随下，坐着公交车穿行在德胜门、鼓楼一带，看到那里灰色而狭窄、凌乱的胡同里，时不时充满着浓郁的市井气息，让人想停下脚步，深呼吸一口气，放松心情。
在我看来，二环以里的城区多半居住着老北京，他们仿佛与我们生活在两重世界里。在这里，时间似乎已经停止了，几位大爷和几个中年男人不顾北京冬天的冷风，站在树下一个棋盘旁，津津有味地下着棋，那精神头旁人没法比；男人如此，女人则多半跟街坊四邻呆在一起，不忙着出门上班，而是互相打打招呼，说张家长李家短。老人们见面简单的一句“吃了吗您那”，就立马把感情拉近了一大截。
北京人很热情，你要是路不熟，向他打听道，能得到的回答不说，还耐心的出奇，那股劲恨不的送你到地方才好。北京人喜欢聊大天。就连个扫大街的，也常常借着自个儿住在首都、天子脚下，能绘声绘色地向你讲述今天中央各大领导的逸事，甚至连中南海里的人和事，也都能说的跟真的是。也是，没准那条胡同里就住着某位领导。领导也是人啊，总得出门、上厕所吧，总有个街坊四邻吧，就这样，家里那点事儿不大功夫就被传遍了。
北京人说话喜欢玩虚的。见面常就跟你说：那天到家来玩。千万别拿这话当真。1996年，我刚到北京时，就一位大学老师曾对我说：星期天你休息也没事，就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个死心眼还当真了。到一个周六的日子，买了一箱水果，坐了公交车到老师家玩，没成想，老师打开门看到是我时，很是吃惊，惊的那下巴都快掉了下来。等我进屋后，老师讪讪地说：在北京，到人家，是要提前打招呼的。当时，我反应很快，立即说道:不是您让我周六休息的时候来玩的吗！后来我又接触到几个北京人又经历过几件事，让我清醒的认识到北京人说话也就那么一说，千万别当真，否则年都过错了。
甭管怎么着，在北京近十年，还是让我交到了几个北京的朋友，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都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在我的采访印象中，东城、西城的人比较讲究派，做什么事喜欢拿着劲儿。而崇文、宣武的人，过去都是在京城做苦役和小买卖的，说起来话来很糙。按我的话讲，就跟卖菜公交车卖票的人一样讲话。现在买菜的已经被外地人代替了，要想听正宗的，那只能到新世界、前门大栅栏一带去听了。
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一出门就觉得晕，北京太大了。那时我从人大坐公交车去了一趟北广，倒了三次车不说，光去就花了三小时。当时我心想，北广名气也算大，怎么学校给安在了北京农村。后来，就是每天采访，才真正认识了北京。最喜欢去北京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琉璃厂，那些地方经常有些新鲜玩意让人大开眼界，而后海也是我和伟哥经常光顾的地方，最喜欢“孔已己”的油炸臭豆腐、醉虾、东坡肉，喜欢夏日里做在它的庭院里，边吃边喝着陈年花雕，酒足饭饱之后，再租条船荡漾在后海的湖面上。每次从银锭桥下穿过，都能让我想起何勇唱的“钟鼓楼”，“我的家就住在二环边上－－－”想不起歌词了，反正里面提到了银锭桥。在银锭桥的两边有很多的酒吧，但在2002年前，那里的酒吧很少有顾客光顾，而自从03年非典之后，才密密麻麻地修建了不少的酒吧，程度多到见缝擦针的地步。
说到非典，还的感谢那个时期。一直忙碌了多年后，突然因为北京出现非典，我的工作节奏也随之改变了。那时除了到医院进行一些采访外，更多的时候是上三天休七天。趁着休息，我和伟哥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满世界的溜达。我们曾经从西直门骑车沿着新街口、护国寺、平安里到美术馆、到三联书店，又骑到琉璃厂，我和伟哥起初还带着口罩出门，后来嫌热又摘了口罩。那时街上车很少，路上几乎也看不到行人，也让第一次见识了宁静中的北京城 。
说来也怪，伟哥是个典型的南方人，喜欢吃青菜、清淡的菜肴，但一天，我们去护国寺华天小吃店吃饭，伟哥居然要了两个焦圈和一碗豆汁。焦圈看上去油腻腻，豆汁则犯着一股子味，那味很难闻起来很不清爽，酸味不是酸味、馊味不是馊味，而伟哥却喝的十分高兴。他常是就着点咸菜，将焦圈放入豆汁中，轻点一下再放入口中，在焦圈似软非软的当间，嚼碎咽下。我则喜欢老北京人常吃的面茶、炸酱面、排叉和豌豆黄、驴打滚，正是这些小吃让我认识了北京的饮食文化。
伟哥说明年我们就回家乡发展，一来在小城市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二来可以与家人在一起享受亲情。其实，我们在北京生活的好好的，并非像那些北漂一样在北京没有根基，但我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北京，追随伟哥寻找他的梦想，那时即便是心里舍不得，也要跟北京说声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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