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繁华都落尽
(2015-07-11 14: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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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岁月大路朝天半个书评 |
这是一篇迟到的书评,我是说如果我能把这篇文章写成一篇书评的话。我非常佩服善于写书评的人,譬如博客里有一个叫两只书话的家伙,写书评就是轻车熟路,顺手拈来的样子。但我另外的估计,他其实就是一个话唠,写字这样的活动对他来说不过就是水龙头的开关,一两天不拧两下就要生锈的样子。
对书话的敬仰完毕,那么现在就进入正题。
一个月前,志浩兄没头没脑地请我们吃饭,到了我才知道他的新书《乡土朝天》出版了,这次酒局是为庆祝。书还带着刚刚出版的墨香,志浩兄给我的题字抬头是“不醉兄”而不是“有财兄”,这就类似股市里的一个小散忽然变身股神,而神仙级别的人物总是让人敬仰。至少我觉得这个称呼显得跟他的书很是相配。
又加上席间美女如云,酒就喝的酣畅起来。当时潘导也在场。潘导在我们小城算是著名文化人,政府系统里各种宣传片、MTV都见过他的手笔。我跟他喝过几次酒,但从来没问他的名字,只是混同大家叫他潘导。从心里说,我对体制内的宣传人还是心存一些轻慢与距离感。
酒意上来,潘导说起志浩兄那一年因为某种原因从报社领导的岗位被调去了图书馆做馆长,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冷风苦雨,他跑去陪志浩兄喝酒,在英溪路的一家小酒馆,俩人从中午喝到深夜。潘导说,那时候我们的酒量可真大,把酒馆的酒都喝光了。
志浩兄说,是啊,那场酒竟然没醉,回家的路上,星光灿烂,宠辱皆忘。一篇文章里说,有人在提局长的前夕无比忐忑,早上在露天早点铺子吃早餐,寒风里做面条的老师傅吸溜着一坨鼻涕,他就看着,心里跟自己打赌:如果这坨鼻涕掉下来这局长的事就黄了。一个早上,人来人往,而那一溜鼻涕终于还是没有掉下来。他忽然心胸顿开——原来自己心心念念的局长大位,他妈的不过就是一坨鼻涕。一推碗筷起身走了。
我说,我可不想写什么书评,我只想去英溪路的那家小酒馆跟二位再喝一次大酒。
只是那家酒馆已经是找不到了,包括英溪路上参天的梧桐树。02年为了拓宽英溪路,路边二十多年树龄的梧桐树就被伐掉了。那时候志浩兄在报社,四处呼吁,跑了很多次的城市管理绿化部门,还专门写了一篇《树祭》发在报纸上(这篇文章后来收到他的书里)。但是,最后行道树还是没有保住,他哀叹:我们故乡的根就如同这些被伐掉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来。以后我们的孩子只能在钢筋水泥和裸露的天空下,在没有树木与鸟鸣的城市里孤独的生活与行走。
这是志浩兄的情怀,一个没有情怀的人是没有大视野写不出好字的,但这种情怀又多少是与体制不相通融。这就是囚徒困境。说实话,志浩兄在报社的那几年,报社的声音是最贴近民心民意的,很多的一些文字可以留传。志浩兄离开以后,我就不怎么看报纸了,有时候翻翻,也只是为了寻找唐斩的名字,看看他又胡说了些什么,留待见面时候来嘲笑他。
我与志浩兄认识算晚。他的《乡土朝天》里一些文章都是我们相识前很多年前的事,所以我只能慢慢来读。2000年的时候我才在这个城市定居,他的故乡算是我的异乡。他的书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闲下来的时候就翻一篇,比如《出下舍记》,是记录他从一个弱冠少年怎么走出乡村来到城市的。志浩兄比我大几岁,他所见识与经历的苦难也比我更多一些。我能肯定的是,我与他一样,是从故乡一起走散的孩子,也是文字里我似曾相识的发小。
书还没有翻完,有一次领导过来,就被我的领导借走了。领导拿起书翻了一会便如获至宝,猴急着要先睹为快,说快借快还,让我不好跟他翻脸。
所以,我的书评只能写到这里,后面我要说的是我与志浩兄的交往。
我在这个城市所有交到的哥们,都是从喝酒开始的。一般在酒席上我都是一个得意忘形的人,从来不拘泥小节。第一次认识志浩兄的时候,他端着酒杯跟我说,我喜欢你的性情,下次我约你喝酒。
志浩兄是儒雅的人,与我的酒品完全不是一个路子。我认为他说说就算了,我也经常酒后放人鸽子。没想到,周末他就打电话来约局了。志浩兄在莫干山下的莫干坞租了一家民房,修整了一番,起名“见山庐”,见山庐面对青山,云雾缠绵,竹林涛声。用来周末度假或朋友相聚,自己不用的时候也对外赚些外快。我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到了见山庐,嫂子和她的几个闺蜜都在,菜已上桌,志浩很得意地给她们介绍:我说要给你们带一个帅哥来的,怎么样!
美女们都笑着表示点赞。
谁承认我帅我就认谁做哥们。从此以后,我对志浩兄的称呼就改了,不管人前人后我都叫他老大。开始他答应的还有一些羞涩,后来就很坦然了。当然,这一段的重点意思除了说我们相识的过程,再有就是有志浩兄来证明我的阳光帅气,而不是江湖传言的褶子哥。不管怎么说,我跟胡之胡先生的自夸还是有些不同的。
志浩兄的新书发布会散了,女人们嚷着要去K歌,我拉着江鸿兄说:唱歌不是我们的强项,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喝茶吹牛。天空里还下着雨,我们拦了一辆车就跑去了漫生活。
余英坊的漫生活是一个有腔调的地方,是这个小城里各种文青的集散地,经常会遇到一些成名和将要成名的画家在那里泼墨作画。老板姓夏,也是画家,老板娘漂亮能干,而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前不久,我的未村的兄弟们千里迢迢跑来我的小城,在这里喝酒杀人。
喧哗热闹的场景犹在眼前,而人群散去,繁华落尽,我能做的就是慢慢把异乡过成故乡。
漫生活客厅的大屏幕放着美国电影,一个邦德男正在跟坏人打的不可开交,我把《乡土朝天》往茶案上一扔,坐下喝茶,偶尔跟美丽的老板娘谈谈音乐艺术与电影。(此处禁止嘲笑声音,我的品味一直都很高雅)。
而我的朋友江鸿跟夏总一见如故,聊的热火朝天。夏总经营一家外贸公司,专门对日本出口中国的扇子,他跟我们显摆他刚定制的一把长剑,得意的不行。我不服的说,少年情怀是身佩三尺剑,骑马出秦关。而现在你应该定制一把日本军刀,往肩上一扛,样子就更像鬼子军佐了。
我的朋友江鸿除了文字之外,是一个瘦弱的人。他与夏总一样,是这个城市里最早的那批文艺青年,他们俩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个城市的人文旧事。江鸿对夏总说,我有一个老朋友当年也是做国画的,画扇面非常厉害,叫夏安容,你可认识?
我听了与夏总面面相窥。夏总艰难的咽了一口茶下去,说:我就是夏安容。江鸿说,我是周江鸿啊!你竟然变胖了。
——这个城市里曾经的文艺青年夏安容,从一个瘦弱少年成功的转型成为一个胖商贾或者说是留着络腮胡子的画家。而另一位文艺少年终究还是在刀笔生涯里熬成了一个瘦子。他们一同在老城关的那条河边长大,但岁月这把快刀把俩人削成了不同模样,对面不相识。
彼时的余英坊,雨还在不紧不慢的下,外面街灯阑珊,室内茶香。穿过这座城市的余英河依旧在缓慢流淌,河水清澈,这条河上每一座桥都有一个故事。每个人对故乡的记忆是那么不同,在漫生活的夜雨里,我翻开志浩的新书给他们读书里对这条英溪河的描写,城关的长桥下面,是浑浊不清的河水,河边槐树上系着渔人的破船,河埠头飘荡的烂白菜梆子。那是少年志浩1973年的城关镇,跟叶圣陶1933年的《多收了三五斗》的场景没有什么两样。
岁月改变了少年的故乡。这条河的上游,魏晋的桃花早已落尽。孟郊在唐时的月光里忧伤断言:我绝对不会是这块土地上的最后一个游子。
就像叶圣陶与慎志浩,周江鸿与夏安容,每个人的往事里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大路朝天,在我们离开的故乡,有人出生,有人死去,有人用一生厮守故土,如《乡土朝天》里的父老乡亲,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角色,最后都化为英溪河水的一声沉沉叹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当我们站在时间的这一端回头遥望,彼岸依旧是模糊不了的乡音与乡愁,哪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哪怕山川岁月都换了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