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的那年夏天，是我在部队度过的最后一个世界杯年，那一年过后，我们四个兄弟就陆续分开了。

老二调去了福建，老三转业回了山东，只有老四和我在一个城市，但他转业进了公安，在下面的一个小镇当了警察，每次见面都说忙，我们两个的电话并不比二、三打的多，在部队时候的四个铁杆兄弟就这样天各一方了。

那时候，我们真是铁杆的好兄弟。因为世界杯的缘故，喜欢踢球的我们四个，从守门员到中场到前锋，刚好可以组成半个球队，训练收队以后，我们就约了去踢球。

那些夏日的黄昏，因为世界杯，更因为足球，忽然变得悠然而漫长。

   二、三、四是基层连队的连长，所以，总会带一帮人来凑够两个球队的人数，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球队，肯定不是以我们四个为骨干组成的队伍的对手。没有裁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犯规之类，如果谁越位了，对方的人便会叫：“越位！越位！”有的人自觉，主动认了；有的人不管那么多，继续踢，叫喊的人就不再去理论，赶紧追着球，去了。

那时候，老四总是和我争着当前锋，四总是喜欢往边路扯，并凶恶恶地叫唤：“下底传中，把球给我。”

管中场调度的二，却总是喜欢把球直塞，送给中路的我。四就对二很不满意，因为有很多时候，我都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但只要二把球传过来，我就能把球弄进球门，我进球比四多了，四就会不服气，说我们踢的是野路子，不懂战术。

    其实，踢这样的球根本不需要战术，一般来说，守门的兵，基本上就是多一根门柱罢了，从来不知道扑救，不象我们的老三。三的块头大，我们让他守门。三脾气好，守门也很认真，只看对方的人带球过来，他总是对着后卫嚷嚷：“放他过来，放他过来……”三最喜欢鱼跃扑球，在我们看来，他飞起来的动作很美，尽管他常常扑不到球。

这些，都不妨碍我们成为我们这支部队赫赫有名的球队。机关里也有一支球队，我们的副团长总是喜欢领着他们的球队来找我们过招。副团长说自己老了，跑不动就踢后卫吧。

只有这个时候，四才不跟我争着踢前锋，于是我们的阵型就变成351，让我做最前面的那个1，二和四只管给我喂球，一个直塞，打副团长的身后，然后乐不可支的看着副团长笨拙的转身，来追我，看着我把副团长甩在身后，二和四的笑声比我跑得还远。

再后来，副团长就有些省神过来，常常是二和四带球过来，他就一把抱住我，让我动弹不得。我就抗议，他说抗议无效，你小子跑得太快，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对付你。

机关队的前锋是参谋长，当然没有人敢像副团长那样对付他，所以，球场上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年轻的参谋长在带球疾走，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就是无人之境。那些兵们只是做个防守的样子，就躲起来，谁敢给自己的四号首长下绊啊？所以，“勇猛”的参谋长总能把球带到禁区附近，抬脚射门。

   我们的球门是没有球网的，球门后面不远有一个鱼塘。所以，很多时候，三都是在球门线上把一个水淋淋的皮球大脚开将出来……然后，很准确地砸在我们中的某个人身上，弄得我们一身泥水。我们都明白，这是三对某些人的不作为表示的愤怒和惩罚。所以，当三大脚开球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不知道那只皮球会砸到谁的身上……

太阳落山，我们会带一身泥水回去。那个夏天，我的家属在部队，二、三、四就有了到我那里蹭酒的理由。豆豆妈，被他们“嫂子嫂子”叫得很晕，天天屁颠颠地给我们准备好啤酒和凉菜，等我们踢球回来。

好像时间过去很久远了，但每次我和豆妈说起那时我们四个人的球队，在她脸上，我还能看到那个夏天夕阳一样明媚的笑意。

也许，她更记得，她的丈夫和他的兄弟们坐在那个夏日黄昏里大口喝啤酒高声谈论的样子。

如果不是休息日，我们每人的定量是两瓶啤酒，不用杯子，就是每人一瓶吹喇叭的那种，喝完了，他们三个得赶紧回连队。查岗查哨，晚点名，基层总是有一大摊子事等他们去做。

老三的胃口巨大，两瓶啤酒下肚，还得盛满满两大塘瓷碗的米饭。这时候，我会惊呼：“三，这样吃，我会破产的。”要么，我就对豆妈说：“老婆，你给他们记好账，下次得和他们算伙食费的。”

四就跟着我起哄，四总是对三不服气，说“一个破守门员，竟然吃的比前锋还多！”起身去再盛一碗饭。

我说过了，他们三个吃完了便走。但第二天，定然还是要来的蹭饭的，不管我会不会破产。这让我很无奈。因为他们两日不来，豆妈就会催我去喊…

今年世界杯开打的时候，在外面的二.三都给我发来短信，分别代表福建和山东人民让俺保重身体，但没提饭钱的事。写完这篇文字，我要给四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是不是故意忘记了。

（电视里又在重放阿根廷的进球场面。这让我想起98年的英阿大战，一切都和我们希望的一样，2：2，加时赛，点球，那真是个美妙的夜晚，青春、尖叫和涨红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