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做了一件特丢人的事。

    晚上，一位著名歌手款待他的经纪人、助理，我正好去蹭饭，海阔天面喷完，我问他12日怎么不去韩国，他说要去出席MTV颁奖典礼，我接着说，哦，是颁奖嘉宾，颁什么奖啊？歌手有点不高兴回答：我是提名，最受欢迎男歌手。他是个特爱面子的人，估计我没把他往提名获奖歌手方面想的初衷，会给他一点郁闷。

    不过，这几年，内地歌手特别是叫好又叫座男歌手鲜有好的成绩，到了沙宝就嘎然而止。今晚在北展剧场举行的MTV内地音乐盛典，我想还是周杰伦会引起焦点的轰动，歌迷也不会太关心谁得什么奖，反正能看到周董就足够了。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可能就更不关心了。当然，我还是祝福那位被我郁闷了一下的歌手今晚能拿个奖，他也挺不容易的，马上还要发新专辑，对歌唱依然很执着。

    说到娱乐奖，今天想聊几句最近参与的百花奖颁奖晚会的一些事。

    参加百花奖颁奖晚会的剧组工作。原因有三点，一是我是个大影迷，从小就是《大众电影》的忠实读者，对这个奖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在电影学院蹭课时，中国电影史闭卷考了99分；二是我是个文艺晚会的忠实观众，看得多，台前幕后也拿综艺晚会挣过银子；三是我喜欢杭州，今年上海电影节，陪几位媒体朋友去玩，对新杭州印象颇深。

    在百花奖剧组一个月，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去《大众电影》的首任主编家采访。老先生病重，但思维清晰，他聊的很多往事，让我感动。

    1961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香山，接见出席全国文艺创作会议的代表，大家建议创立由观众投票的中国电影奖，由全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大众电影》杂志，成为这个群众电影奖项的主办与承办者。1962年，首届中国电影百花奖在北京颁奖，这届百花奖共收到观众选票18万张，这些手写选票是通过算盘这一古老的中国计算工具进行统计的。198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恢复评选，共收到280万张有效选票。北京的第三女中、上海淮海路上的比诺中学的中学生，当年是通过算盘统计这数百万的选票。直到上世纪90年代，百花奖选票的统计工作才彻底告别了这一古老的计算方式。

    在上世纪80年代，百花奖迎来了空前的群众参与热情，每本《大众电影》只印一张百花奖选票，尽管1980年《大众电影》发行量高达963万册，但依然满足不了观众投票的热情。当年在沈阳玻璃厂、常州面粉厂，出现了4000多人开会决议填写一张选票的盛况，全厂工人先投一轮，把最后的结果通过唯一的一张选票表达。

    因为百花奖，印有选票的《大众电影》供不应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全国9个印刷厂同时开印，黑龙江的开板、石仓是纸张的供应者。北京的六部口邮局曾经出现群众连夜排队购买《大众电影》的盛况，也出现了不少人哄抢购买，为了维护秩序，邮局不得不请附近的解放军帮忙，曾经发生过哄抢的读者把解放军血管划破的事件。

    《大众电影》百花奖不仅吸引了工农商学兵等领域观众，我国文艺界的不少专家也都以普通观众的身份积极投票，巴金、曹禺、马少波等也都每年给百花奖投票。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邵燕祥先生在给《大众电影》写的信中说：“请给我一张选票，让我和千百万人一起，实现小小的但无比崇高的权利！”

    早年的百花奖颁奖都是正式的会议，都是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颁奖会议结束后，都有一场舞会庆祝。1981年，百花奖首次走出北京，在外地举行颁奖，这一年的颁奖地点是在杭州，这一年也是中国电影金鸡奖创立的首次颁奖，杭州见证了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双奖合一的开端，至此，每年一届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始在全国各地成为国产电影的使者。

   1981年杭州百花奖还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前来报到的全国记者人数超过了出席电影节的电影界代表人数，几位记者竟然趴在夏衍先生的肩上抢镜头；第二个特点就是首次创办了颁奖晚会的形式，颁奖仪式与文艺演出的结合，受到了群众的空前欢迎，当年，为了满足杭州观众的要求，颁奖当天晚上，不得不在临时增开的杭州延安剧院作为另一个晚会场地，获奖的电影人与李谷一等歌唱家在体育馆与剧院这两个场地赶场，与观众见面。从此，百花奖颁奖从内部的庆祝走向了与大众的联欢。

    当然，这些都是电影百花奖最辉煌的业绩，就是现在的超女、好男儿的热潮，都没有超过百花奖当年的奇迹，时代造就历史，因为那是单纯的热烈的梦想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