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出现，金融机构的全牌照经营使得分业监管框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通道业务的出现使得机构业务同一化趋势愈加明显，投资属性产品同质性提升，然而这些产品分属不同金融机构，因而分属不同部门监管，不同的监管标准使得监管套利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此外，除一行三会之外，其他部门的参与监管使得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实际上呈现“五龙治水”的特征。这使得货币政策等金融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或会发生一些变异，包括监管的协调性不够等。甚至有时会发生“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的局面，也容易出现监管重叠、或者监管真空的局面。

苏培科认为，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促使新型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在“互联网 ”的模式下，金融的发展促使新的商业模式的改变，新型的金融活动亦需要监管的与时俱进。同时中国金融监管还应该考虑跨境资本流动，包括跨境金融活动和中国在全球化战略下的金融协调等。“现在资金在全球肆意流动，而监管却在国门之内，缺乏整个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这种情况下，监管跟不上的话，最终一个国家的问题可能会造成全球的金融危机。”苏培科表示。

相比较而言，1929年之前美国实施混业监管的框架，1929年大危机导致了整个系统性崩溃后，迫使美国采取了从严监管、分业监管的模型。直到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在金融机构探索下，不断地冲破原有框架，在金融活动不断叠加的情况下，最终美联储实施了统一的监管架构。2008年，美国的《金融改革法案》里加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力，合并了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监会，形成了混业监管的架构模式。

那么中国能否向美国一样，实施以央行为主导的监管架构呢？苏培科认为，合并三会对中国来讲不太现实，因为沟通协调起来难度较大。“可以搞一个类似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委员会，或者是成立一个监管小组，这个小组可行性更好一些，有一行三会部门的参与，更高决策部门也出一些人，这样的话它的权力、包括协调性都是够的。”苏培科建议。

“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不是为了把权力集中，而是要高度的，更加充分的尊重市场化的原则，保障市场化运行的机构，而不是以此来集中权力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是设立的原则。”苏培科表示，“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部门。”

苏培科建议，这个部门一定要脱离部门利益，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投资者、市场的利益为重。要高度重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协调，在采取跨境金融监管时注重支持和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使其相关金融活动走得更加畅通。

在苏培科看来，监管小组还应该协调统一监管的步调，让整个政策的运行，或者是机制的运行更加畅通。同时研究制定一些前瞻性的政策，而不是由市场相机抉择，需要有一些主动性，战略性的思考，包括搞一些顶层设计。在政策推出时还应该有人把关，不能让个别部门拍脑袋就推向市场。

苏培科 简介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CCTV财经评论员。

境内外多家主流财经媒体的专栏作者和特约财经评论员。截至目前，已在国内各大主流财经媒体上发表文章数百万字，文章曾被多次评奖和广泛引用。

2013年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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