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融资贵的核心是金融配套改革

苏培科 /文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缠绕着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房地产价格高处不胜寒、地方债务萧风瑟瑟、实体经济结构转型之际，高昂的融资成本则成了阻碍经济发展和成为流动性有效配置的拦路虎，国务院三令五申地要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采取定向降准等方式来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7月份的信贷数据和社会融资规模不增反大幅下降，银行放款的意愿并不强烈，于是迫使国务院印发《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国十条”）来督促和明确各个主管部门的责任，明确列支了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在每一条的职责，旨在落实和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国十条”的内容针对性很强，而且每条都提出来具体的要求，如果能够逐一落实，企业融资成本高和融资贵的问题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未必能治本，要想治本就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推动中国金融体制全面深化改革。

其实，“国十条”也已经明确指出了，要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多措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

显然，核心在配套改革，比如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各主管部门没有形成有效的联动和合作，金融理财产品往往都是跨行业设计、层层加码、相互抬价，经常以创新的名义来绕开单一部门监管，从而风险和成本进一步抬高，导致实体经济拿到手的钱被层层加码，企业融资成本自然高企。如要想根治这种矛盾，压缩资金链条，减少监管套利滋生的金融空转利润，就必须要加快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协调和混业监管的框架迫在眉睫。

其次，应该尽快推动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金融同业拆借市场，规范信托、银行理财和委托贷款等行为，缩短资金链条，降低固定收益率，减少资金在金融机构空转，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只有基准下降之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才有可能下降。

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高企的原因主要来自利率管制和资金错配，如果长期人为设置存贷差，金融机构自然不愿意去承担主动风险定价，于是大企业与小企业贷款在缺乏风险定价的情况下，银行自然选择大企业，虽然国务院三令五申、央行一再定向将准，但商业银行并不积极，银行在“三性原则”（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面前自然会设置障碍刁难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这种歧视性和挤出效应自然会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但最为滑稽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却在高利息诱惑下想方设法给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两高一限” （高耗能、高污染、限制性行业）提供资金，除了信贷，还通过资金池、理财产品、同业借贷等方式筹集资金来帮助这些很有可能还不上钱的“借新还旧”。

第三，应进一步规范和抑制金融同业拆借市场的过度扩张，让同业拆借回归头寸调剂的本源，而非以此展业和层层加码各类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如果压缩了同业拆借的规模，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再搞资金空转的借贷游戏和规范经营，同业拆借、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利率自然下降，全社会融资成本才会出现下降。

第四，应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只有放开牌照和打破垄断，引入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层次，改变目前金融行业的盈利发展模式，实现先普后惠，侧向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第五，应该提高社会诚信和违约成本，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减少主动违约的动机，同时要扩大和完善信用担保机制，除了要扩大小微企业担保业务规模，这次“国十条”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提法就是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保险产品，采取“保险+信贷”的方式来打消商业银行的风险顾虑，这样的制度安排会促使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对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增加后融资成本有可能会下降。

第六，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股权私募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这条路是缓解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的根本途径，银行的基因注定不可能为这些不确定的小企业去冒险，没有进入成熟期的企业必须要依靠VC、PE和资本市场，让风险与收益对称起来，创新型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来源多样化之后，融资成本自然会下降。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欢迎与作者交流：supeike@gmail.com 作者微信公众帐号：cjmr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