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意渐浓，又到了清明时节。

这时，天地幽然，万物空灵，我们在祭奠的亲人袅袅烛香里，用心灵和他们的灵魂对话。

生命如四季一样轮回，我们与至爱亲人的故事源远流长，不会随着生命的离去而结束，它们带着时光和泥土的气息日夜生长，永远没有结局。

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命的感悟逐渐加深，我们看到了命运起伏的曲线，看到了离去的父辈的身影，他们其实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当岁月教会了我们以另一番情怀打量过往，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忽略了什么，错过了什么，伤害过什么，继承和接续了什么。这样的反思，让我们更真切的感受到生命的局限和爱的无限。

李雨生，天津市人，56岁。我的一位老朋友。就在清明节前的这一天，他打来电话，他说，他忽然很想和我说说他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俭朴、笨拙、勤劳、宽容的人

我父亲1914年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一个小村庄里。排行老四。在父亲十个月大的时候，我奶奶去世。后来，我爷爷续娶，新奶奶又生了四男两女。加之父亲四个兄弟，共十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贫困。也因为是后母的原因，我父亲一直很懂事，谨小慎微。十六岁，他只身去闯关东。临行前，奶奶让他打开抽屉拿点钱，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说：“长了这么大，我才第一次敢打开娘的抽屉。”说的奶奶也哭了。

到了东北，父亲在营口站过柜台；在四平卖过麻袋；在哈尔滨卖过黄豆；在长春卖过布头，身无寒衣，食不果腹。后来父亲又来到天津，在津大行当伙计。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兵临城下。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借钱趸了点日用品，去张家口做买卖。买不起火车票，他愣是趴在火车车顶上，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两天一夜，来到了张家口。在张家口又差点饿死冻死，只好逃回天津，又赶上平津战役开战。那会儿我家住在金刚桥附近，正是火力最集中的地方，父亲带着母亲深一脚浅一脚的躲避炮火。我母亲不慎跌到炮弹坑里，肚子里的孩子夭折了。

天津解放后，父亲进了铁工厂。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父亲的工资仅够糊口，父亲和母亲只好在空余时间干点外活，母亲给人家纺线，父亲给工厂糊纸卷。我还记得，寒冬腊月，家里点着一个小煤球炉子，屋里到处挂满了需要烘干得纸卷。屋里充满了浆糊的酸臭味。

我出生那年，父亲四十岁。因为我是老生子，父亲对我百般疼爱，从小到大，不管我惹了多大的祸，也从未动过我一个手指头。上小学时，有一次我把家里买粮食的钱给弄丢了。父亲得知后，用粮证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我委屈的哭了。母亲说：“你这个孩子，让你爸爸给惯坏了。”

父亲穿的衣服，大部分是母亲缝的，和从“鬼市”上买的旧货。吃饭时，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和母亲吃，最后自己才吃。有剩下的饭菜，父亲便带着去上班。没有剩菜，父亲就带窝头咸菜。有时候，父亲一个月的零花钱仅有两毛钱。父亲对自己吝啬，可在我身上却舍得花钱。我小时候常常生病，为了给我治病，父亲卖掉了手表，派克钢笔，后来又卖掉了我奶奶留给他的一对玉镯。

父亲在老家读过几年私塾。在他的督导下，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写大仿，每写一篇，父亲都用红笔给我圈圈点点。后来，我写出了一笔好字。我父亲非常喜欢看书。他对我说：“咱们山东人有了钱先念点书，不像别的地方那样，有了钱先喂口猪。”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三国》、《水浒》、《红楼梦》，还有岳飞报国、唐僧取经等典故。

父亲是个笨拙的人。我家有辆老式的脚蹬闸自行车，有一次，我生病了，父亲带我去总医院看病。结果他一上车，就左右摇晃，连人带车一起朝路边的大树撞去。还有一次，父亲从工厂要了一袋子刨花，准备回家引火做饭。可父亲不会骑车带东西，只好把一麻袋刨花五花大绑背在身上，骑着自行车回家，惹得路人都笑他。

我的父母是一对恩爱夫妻。有时母亲对父亲几近刻薄，但父亲从来都不还嘴。有一次我舅舅从东北来探亲，我听到舅舅说：“我姐姐脾气不好，您要多多担待一些。”父亲说：“没啥。我们从山东老家来，什么根基也没有，你姐姐又是个要强的人，自己没文化，能走上工作岗位，还当了领导，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在外面受了委屈，只能回家朝我撒气……”

父亲一辈子不会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他在工厂里年年评为先进生产者。那时我母亲忙得很少顾家，父亲休班时就收拾屋子，洗衣烧饭。帮街坊四邻接送孩子；谁家生活有了困难，他宁可自己不花钱，也要送去三块两块。后来退休了，他又在保洁队找了一份工作，运脏土，一天七毛钱，但他干得很带劲。我知道，父亲是为我成家立业在攒钱。

父亲其实一直是我内心的依靠

一九六八年，我初中毕业时，报名去内蒙插队。当时母亲支持我，父亲舍不得我。我在内蒙一呆就是八年。每年只有过年探亲时才回来一次，每一次回家，都看见父母亲苍老了许多。就在我下乡的第二年冬天回家时，我父亲突然得了心肌梗塞。医生说：“再晚来十分钟，人就没治了。”那时，我听了这句话，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也就在父亲住院抢救的时候。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爸爸要是没有了，咱娘俩就可怜了。”母亲的话让我感到了一种失去依靠的可怕。这时我才深切地感到，别看母亲外表是个女强人，但父亲却是她的靠山。

一九七六年，我从内蒙古调回天津市，结婚成家。一九八零年，就在我的儿子刚刚十个月时，我母亲去世了。那时，我和妻子都在静海火车站工作，车站上没有幼儿园，我们只好带着儿子上班。等孩子稍大了些，就把孩子交给了父亲。父亲那年已经65岁。每次下班，我和妻子先乘火车到天津，再乘汽车回家，都会看到年迈的爷爷抱着幼小的孙子，眼巴巴地在汽车站等着我们。 

那时，我们住在南市的一个大杂院里。不足十平米的房间，上下铺。不得已，我们只好在静海县安家。在静海，我们白手起家，单位分给两间平房，自己又大小盖了三间房子。盖房时老父亲干起活来像个小伙子。我怕父亲累着，父亲说：“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就是累死了也值！”每逢秋天，父亲就和我一起去拉白菜；冬天，父亲帮着我一起拉煤；每次最少也走上好几里路。父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那时，我和妻子都是三班倒，儿子白天黑夜都跟着爷爷生活。

不知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不顺，我那时脾气很不好。和父亲说话总是很不耐烦。而父亲总是忍让。事后，我总是后悔，可又忍不住发火。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忽然发觉父亲越来越消瘦，脸色挂着灰气，就带着父亲到天津总医院去看病。这次没检查出什么病来，可我还是放心不下。每天下班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到父亲的房间去看看，特别是每次夜间三点下班，我总是到父亲面前打个照面，给他倒杯水，盖盖被。我知道，如果我三点不回来，父亲就一直会等着我到天亮。

到了一九八八年春节前，我越发感到父亲不对劲。吃得特别少，只能吃米饭，不能吃馒头。一吃馒头就会噎住。春节刚过，我就带着父亲再次来到医院，经过检查，确诊父亲是肝癌，已经晚期了。我不敢把病情告知父亲，只好瞒着他说是慢性肝炎。那天，我特意带父亲去了一趟蓬英楼饭店，点了父亲最爱吃的炒肝尖、红烧肉。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请父亲吃饭，也是最后一次。那天，父亲那天吃得很开心，他说：“这是很多天来吃得最饱的一顿饭。”

父亲在医院共住了四十天，在这期间，父亲恐怕也猜测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非要回家，不治了。我坚决不同意。可真到了父亲弥留之际，我要带父亲回家时，父亲却一反常态，死也要死在医院。我问他为什么，父亲说出了他最后的心愿：“不能回家，我怕吓着孙子……”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跑到医院的走廊里放声大哭。

这就是中国父亲的故事……

以前我很少说起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远比父亲高大。我母亲曾是区人大代表，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车间主任，退休后是居委会主任。而父亲在我眼里则是一个平平庸庸甚至是碌碌无为的人。在家里，母亲唯我独尊，而父亲只有俯首听命、唯唯诺诺的份儿。

那些年在父亲的宠爱下，我渐渐长大，也养成了对父亲气指颐使的坏毛病。大声地对父亲说话，有时甚至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腔调。而父亲对却从来不生气，有时候还会满脸赔笑。那时我讨厌他当着别人的面夸我，有时弄得他下不来台。还有，朋友来家串门时，我讨厌父亲总是抢着说话，喧宾夺主。再有，我心里瞧不起父亲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留下一套房子，一笔遗产。父亲是个老工人，一辈子的老工人。

直到有一天，当父亲离我而去；当我因为在众人面前夸奖儿子而被儿子顶撞，自己还津津乐道的时候；当我因为热情招待儿子的客人而引起儿子反感，自己还乐此不疲的时候；当我因为过分关爱儿子而让儿子感到不自在，自己尚不知悔改的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到：这就是父亲，这就是永远只关注儿子，而从不计较儿子怎样对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心中，儿子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因此就永远不会在乎儿子的态度。

    父亲离我而去已经21年了。在这漫漫的21年中，我总是被一种愧疚折磨着。我后悔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和他谈谈心，没有好好陪他遛遛弯儿。我总是在忙，忙孩子，忙工作，忙房子，忙来忙去，忙出什么来了？等到今天一切都有了，可对父亲的愧疚却成了永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

    有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在和我说话时表现出的那种不耐烦神情，我的心不禁怦然悸动，儿子多么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又多么像父亲那时的样子。不过，我从不计较儿子的态度。因为，我已经从我的父亲那里知道了什么是父亲。父亲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因为，自从儿女呱呱坠地，父亲就和儿女签了生死合同。不但要包生、包养，还要包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直至父亲生命结束为止。这就是中国父亲的故事……

又到了清明的时候，面对父亲坟墓上那萋萋的荒草。我开始怀着一种无比愧疚的心情，带着一种忏悔的惶恐，来重新想起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