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下一刻呼唤我
 
采访：杨瑞霞
受访：静冬
采访时间：2008年12月31日

这是我2008年的最后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我的同事静冬。
静冬平时给我的印象是热情、乐观、质朴、爱好运动。采访他的前一天，我们在报社聊天，他随意说了一句：“2008年中国发生的所有大事，我几乎都去过现场”。我听出他的语气里似乎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于是萌生了采访他的念头。
2008，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这一年里，作为记者，静冬去过雪灾和震区的现场，采访过奥运火炬传递，对三鹿事件进行过深度调查采访。他不停地行走、探寻与思考，在悲喜交加中，见证了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成长，也感受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成长。
在2008的最后一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回味这一年的经历，随着2008年的即将远去，曾经的激情、伤痛与欣喜也将尘埃落定，但它不会消失，而是沉淀在我们的心灵，丰厚了我们的生命。

■采访雪灾——去赴一次心灵之约

去年年初我去湖南采访雪灾，是在大年初五。我和爱人孩子刚从老家回来。
去的一路上年味还很浓。当时我心里有一种挺悲壮的感觉。那么多人还在家里过年，而我在向外走，而且是去全国人民关注的灾区，那种感觉很复杂，有些神圣，还有一点亲临现场的兴奋感。当时爱人觉得我大过年的就出差去灾区，很辛苦，但是她不会想到我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的，这种感觉就像《鲁豫有约》上说的，去赴一次心灵之约。
我们燕赵大地自古就有一种慷慨悲歌的情怀。我这次的任务是去采访以宋志永为代表的玉田县东八里铺村13位农民自发去救灾的事迹，就是基于这种燕赵情怀，我把宋志永他们称作“十三义士”，后面全国很多的报道也采用了这个称号。
当时去往湖南的火车已经通了，只是车票非常难买。上车后，我打电话给老宋，问他们冷不冷吃什么每天干什么，老宋说，每天都很忙。就是那边的菜太辣，我们吃不了。他边说我边敲键盘，用笔记本电脑连线报社和前线。
经过23个小时的颠簸我到了郴州。我是第一次去郴州，在电话里我和老宋说过，你们住哪我就住哪，加张床就行。他说，好。下了车，凌晨三点，我给他打电话，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我心想，老宋真不够意思，大半夜的把我扔在车站。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们住在郴州宾馆。我出站后打车去了那儿，结果没找到他们。夜里大街上人很少，出租车很难打。四点半，我终于打通了老宋的电话，他一个劲地道歉，太累了，手机放在枕头边就是听不见。他说这就开车来接我。可是他对那儿的路也不熟，找到我已是早晨六点多了。原来他们住的地方叫郴州迎宾馆，名起的挺大，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旅馆，他们四五个人一个屋。我老家跟他们的家乡交界，就隔着十几公里，见面后我用唐山话跟他们打招呼，大家像见了亲人一样。
每天我和他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全程跟踪采访。他们的任务是架设高压电缆。好多野外的电塔作业都是在山顶上，山路上还有很厚的冰，雪化了的地方全是泥，每天下来我们都成了“泥人”。他们这个“救灾小分队”明显与周围的电力工人不一样，操着浓重的唐山口音，没有电力工人的制服，一看就是“土八路”，很另类。那几天我每天跟着他们，用笔和镜头记录他们，也和他们一块干活。
宋志永天生就是那种有侠士精神的人。在他们当地，他经常给村里人包场放电影，过年时还会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点儿钱，他不是暴发户，只是日子比别人好过一点。他做这些事时心里会有一种成就感。来郴州那些天，他每天早早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嗓子都哑了，整个人处在那种燃烧状态。跟他去的那些老乡把他当精神领袖，从心里佩服他，精神抖擞，干劲十足，也都处于极度兴奋中。我去的时候，很多当地人已经知道了他们，给他们送来大锅菜，不放辣椒。有种当年军民鱼水情的感觉。
有一天特别冷，从工地回来，我们在路边的大排档吃夜宵，叙叙乡情，没想到这个硬汉竟然落泪了。他们吃了那么多苦，有人的脚伤了，有的还生病了，每天睡不好觉，他们完全是靠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

我觉得他们这十三个人的义举，最大的意义是让当地人，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中国新时代农民的境界。给中国农民树立了新形象，给中国形象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

元宵节那天，抢修已近尾声。郴州的夜空沸腾了。本来当地就盛产烟花，但因为雪灾郴州人年都没过好，现在灾情基本上解除了，他们举家都外出欢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那么宏大的烟花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站在旅馆的窗前，望着外面的场景，心里却有种莫名的惆怅。明天老宋他们和我都要回家了。

回到家，虽然有些疲惫，但那种心情和以往不同，就像从战场上凯旋，爱人看我的眼神里闪着羡慕，像看一个英雄一样。

■采访震区——生命很脆弱，好好活着

“5·12”地震发生时，我在报社感觉到了震动，因为我是唐山人，对地震特别敏感，我没有向外面跑，而是赶紧上网搜索消息。没过三分钟在网上搜出一条一句话新闻，四川汶川一带发生7.8级地震。又过了几分钟，关于地震的信息就逐渐多了。当天我就去找了报社领导，申请去震区采访，领导让我等省里的安排，因为那时我们对灾区的情况还不太了解。

我接到去震区采访的任务，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10天，当时我正在唐山采访，直接到北京坐飞机赶往成都。下飞机后，打开手机，收到副总编的短信“今天下午北川又发生6.4级余震，千万注意安全，多多保重。”当时我已做好心理准备，余震随时可能会发生，生命随时可能处于危险之中，有心理准备，就能做好应对，从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在成都机场一下飞机我就看到大幅标语———“来自全国的抗灾英雄们，向你们致敬，你们辛苦了！”那种紧张气氛，让我激情澎湃，好像自己不是来采访，而是来灾区救援的。

我打上一辆车，先后去了我省对口援建城市都江堰和崇州。一路上都是坍塌的民房，简易的临时帐篷外凌乱地堆放着村民的生活必需品。快到都江堰时，拉着满车家当的车辆多了起来，人们在去投亲靠友。市里多数楼房已空无一人，沿街门店基本关门，七八成的楼房散了架。那些没倒塌的楼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没人敢住了。

我去了“5·12”大地震的标志地之一———都江堰市聚源镇，找到了聚源中学。那里死了那么多的学生，一幅幅吊唁横幅在风中抖动着，地上摆着祭祀用的花圈、水果、蜡烛。当时我站在那片废墟上，伤感良久，这些花朵一样的孩子就这么被埋葬了。有些人应该为此一生受到良心的谴责，是天灾也是人祸导致了这么多孩子的死亡。那天我正在采访时，发生了一次余震，聚源镇的地面接连抖动了好几下。

在路过一个小村庄时，我在一个倒塌的房子前，听到了几声鸟叫，透到缝隙，我看到了一个鸟笼，那是我在村子里看到的惟一的一个小生命，这间房子大概是前天余震时塌的，如果我不把那只鸟救出来，它就会被饿死。我走过去，用手把那只鸟笼扒了出来，一只绿色的小鸟，是只小鹦鹉，当时我特别激动，感觉就像救了一个人一样，我找了点吃的喂了喂它，打开笼子把它放了。那只小鸟飞到高一点的地方，回头看了我一会儿，才向远处飞走了。

那些天我住在河北省各市援建队的帐篷里，吃我们河北的大锅菜。我去的地方，到处是消毒水的味道。我发现当地人的精神创伤恢复得比较快，因为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他们，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力量，使他们不觉得自己孤单无助。我亲眼看到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很沉痛，但是他们不怨天尤人，而是开始收油菜籽了，并对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

在地震灾区采访的那些天，无时不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回来之后，我特别珍惜我们平安健康的生活，告诫自己要敬业，要有社会责任感，再看那些功名利禄，不觉有了几分超然的心态。

■火炬传递与三鹿之殇

奥运会开幕前，我参加了石家庄市火炬传递的现场采访，亲眼看到火炬手在我面前跑过，还亲手摸了摸火炬。中国在奥运会之前，经历了雪灾、地震的大灾，我们经受住了考验，终于盼来了这百年一遇的盛会。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参与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除了新闻记者的使命，我更想在现场体验那种身临其境的激情。我至今记得24号火炬手———石家庄市长安区文体局局长冀晓云接到火炬的场景，她的姿势是一个优美的单跪。冀晓云从事体育事业20多年，她的这个举动不仅是出于对圣火的崇拜，还有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敬重。看到她从地上站起来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灵魂也一起得到了升华。那种心灵与情感的互动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三鹿事件被曝光后，我做的是反思性调查，当时来自全国的鄙夷、指责铺天盖地。我觉得，作为当地人我们更应该痛定思痛，对身边的丑闻不应该只是关注而是应该深入反思。

“三鹿”在消费者心中被定了死罪，上百亿的品牌价值瞬间归零，市场信任度全部崩塌。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们名传青史的燕赵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当时我收到了很多关于三鹿的短信和坊间段子，说得很难听。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采访中尽量保持冷静，努力去探寻三鹿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如何重塑燕赵文化。那次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在三鹿工作过几十年的退休老工人，在我面前几次落泪。

我觉得，我的2008年应该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见证”———见证了中国2008年的四件大事，这四件大事我都亲临了现场。

采访完静冬的第二天，是2009年元旦。这天我看到了《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辞《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对人的爱无可置疑，对国家的爱无可置疑……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静冬的2008，也是中国很多媒体人的2008。

2009年，我们将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