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D是一个真正的舶来品，但它一经被提出，即受到今日中国人的热烈追捧，于是各大城市都要建自己的中央商务区，尤其北京、上海这两大城市，都明确地在规划中将某个地块划为CBD，而被列入CBD的地区建筑密度非常高，写字楼、酒店与高档公寓、购物中心、娱乐中心在此地区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聚落，这里成了中高收入者相当密集的一个区域。

   CBD在中国大都市里出现是全球化在中国的一个映射，我们为什么要有CBD？

   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也没有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到过，所有的理由都来自于海外，而中国人追捧的理由也是我们终于可以证明和国际接轨了。

谁最需要CBD？

   除了政府官员需要将此列入政绩，最需要CBD的不是富裕阶层，而是中产阶层。因为CBD是这个城市未来潮流的生发地和秀场，也是中产阶层检验自己和表现自己时尚风采的T型台。

   2000年，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在纽约找到了一份银行信贷员的工作，年薪6万，他在新泽西与人合租了一套公寓，房租1200美元，每天乘一个小时的公共交通工具前往CBD麦迪逊大道上班，通常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乘一个小时的公车回家。这是一个标准的美国单身中产。他的大部分娱乐、购物、社交地点都在CBD及周边，每天出门对他而言都是奔向这个世界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而每天回家便是远离那个时髦又充满活力与机会的地方。他热爱工作，但更热爱工作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让他了解今年最新的时装潮流，百老汇又有什么新的剧目正在上演，第五大道的名品店何时开始打折，哪又开了家时髦的酒吧。周一至周五他甚至从不在家吃早饭，而是在出了地铁后第一个转弯的街角星巴克咖啡馆里买一份早餐，拿着有星巴克绿色标识的咖啡杯和印有同样标识的再生纸食品袋行色匆匆地走在上班的人流中，他感到自己与这座城市相处得是如此和谐，他也很愿意在赶路中扫一眼橱窗中的各种陈列品，看看有没有一些有价值的资讯一会儿在工作中能派上用场。

   这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朋友，他每天提前一站出地铁，就是为了能体会进入麦迪逊大道的感觉，那种感觉让他获得了一种深深的动力，这是他毕业第一年的心情。到他毕业第三年时，他说他对麦迪逊大道上每一扇窗户长什么样都能闭着眼睛画出来，这时，他已经对纽约CBD生活了然于胸，这时他的年薪已涨至10万美元，他说这样快的上升速度得益于他深谙CBD生存之道。他的穿戴得体在公司里是有口皆碑的，他通过观察CBD店铺里的潮流变换，分析出下一个潮流会指向哪个方向，他总能选择让客户最惬意的餐馆或咖啡馆作为他们见面的场所，他也从什么样的公司搬进CBD和搬出CBD的变迁中察觉到某些个行业的兴衰。

   这个中产从CBD获得的信息太多了，除了他个人的聪颖和敏感，客观上讲，CBD是这个城市最琳琅的展示橱窗。

   富裕阶层会经常到CBD活动但因为他们在此存活是容易的，而且都是以强者的姿态进入这个区域，所以有很多信息对富裕阶层而言是没价值的。比如哪个名牌在换季时最先打折，打多少折。富裕阶层反正买得起任何一个品牌的衣服鞋帽，一个品牌打不打折，打多少折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但这个讯息对中产们而言却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有限的成本拥有多少件以及什么时候拥有这些名品，而把握这个数量与时机是他们建构自己生活档次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北京的CBD在1999年入住最多的公司是网络公司，因为那时互联网在全球都是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当时的北京CBD最意气风发的便是各网站的工作人员，这群人似乎一下子就跻身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带，随着网络热的退潮，很多公司又搬出了CBD的写字楼，一些身影也从这个地区消失了。

   所以能在CBD开公司总是有实力的公司，以此推理，能在CBD上班的人也都是在有实力的公司供职的，那么这个人也应该是有一定实力的。即使不能在此上班，如果能经常在此购物、娱乐或做其它消费，以CBD经营场所不菲的价格也表明来者是有实力的。这个推理逻辑很多中产都期望它成立，事实上每一个阶层都需要找一些证据证明他能拥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富裕阶层的炫耀式消费是为了展示他所拥有的价值，而中产阶层出入CBD，在很多时候也是为了寻找价值所在。

    这个寻找的终点便是在CBD买房。

    最终成为CBD人对中产阶层的鼓舞与抚慰是不容怀疑的。

    能在CBD拥有一套公寓至今仍是很多人公认的成功的标志之一，而中产们能奋斗出这样一套公寓总是值得骄傲的。

    如今，北京CBD区内的公寓均价都在每平米万元以上，而CBD边缘的房子均价也都在每平米8000元以上，上海前两年均价比北京低1000元左右，而今CBD区的房价与北京已是不相上下。

    在中国，一个中产之家的家庭年收入在8万-50万人民币之间，那么如果想在CBD拥有一套公寓会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一对开了间小广告公司的夫妇，买了SOHO现代城一套复式公寓，约280平米，但他们只把这里当作公司办公场所，自己仍然在三环以外住。

男主人这样解释：

   “我如果把这套房子租出去，可以租两万多。如果我住在这儿，就意味着我住着一套每月要付两万多房租的房子，一年下来就是近30万元，这已大大超出了我为自己设定的生活标准，我们公司一年的净利润也不过一百多万元，30万元用来住房子，太奢侈了。”

   有一对在外企分别做到中高级职务、家庭年收入达到60万以上的夫妇在CBD的“阳光100”买了一套复式公寓，谈及住在CBD的感受，夫妇俩表现出了对生活的高度满意：

   “我们俩上班的地点就在东长安街沿线，可以说就在北京CBD的中心地带，住在‘阳光100’离上班地点很近，平时约个人也方便，这周边有各种场所可以聚会，请别人到我们家来人家也不觉得跑路是个负担。物价是贵点儿，但我们能承受得起，住在这个区域还是好处多。”

   他们所说的好处除了上述几点，还包括CBD住宅带来的升值空间使原无多少家底的第一代中产们的家业因住在这里而增值，他们在享受着北京城最完善的市政设施的同时，也从这个区域学习大都市生活的若干经验与知识，并做着最快速的积累。不能不承认，没有比住在CBD对一个人的城市化推动更快的了。CBD所拥有的若干标志性消费场所，例如品牌时装店、品牌咖啡馆、品牌餐厅都成了解释一个人身份的说明书，这些品牌作为符号打在了出入这里的人身上。而住在CBD则成了最鲜明的一个烙印。这个人群也成了其它人群艳羡的对象。

   基于这些文化和心理背景，住在CBD边缘也成了一些中产补偿自己的方式。

   一个女单贵在距CBD中心南边2公里处的某楼盘买了一套70平米的公寓，打动她的理由是价格只有7500元/平米，还附带精装修，而她觉得7500元/平米便宜的依据是：“这里可是CBD边上！这个地段才卖这个价钱实在很划得来。”

   CBD，一个从未在我们的居住经验出现过的字眼成了很多中产置业的坐标之一，而这个词语之所以如此动人，是因为它象征着全球化的生活，象征着时尚，象征着与国际接轨。

   全球化是如此强有力地吸引着今日中国大都市里的时尚人群！当富裕阶层中的一些人在现实的商务活动中真切地体会到全球化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中产们仍然在全球化释放的烟雾中想象着朦胧背后的美好新生活。

着装全球化在富裕阶层与中产阶层里的中中层和中上层中都已经实现了，汽车的全球化在富裕阶层中也已经实现了，而饮食的全球化比前两个全球化到来得都早一些，今天，居住的全球化正为广大中国都市人所追求。

除了对CBD的迷恋，各种和西方世界有关的元素也在全球化的概念下一并被趸进了中国。

    在北京，欧美著名的地名差不多都可以在楼盘中找到——海德堡、温哥华森林、维也纳森林、威尼斯花园、橘郡、罗马花园等等，上海的楼盘案名则是洋泾浜再次复兴的结果，那些带有浓厚欧洲译名色彩的案名被四处使用。

   从这些案名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试图住到全世界去的潜在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变得十分合理。

   除了案名，还有住宅的建筑风格。

   北京1997年以前的住宅市场是港台风劲吹，1998-2001年起欧洲建筑风格尤以意大利、德国的风格为盛，2003年起北京的TOWNHOUSE和别墅流行北美风格，而包豪斯的设计风格则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寓楼外观上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里面除了有市场产品更新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海外归来人员构成的变化所导致的审美领军人物的变化亦是一个重要影响。

   这个现象的发生并不是这个年代独有的现象，在20世纪初这个现象曾在上海出现过。

   众所周知的上海外滩绵延十几公里都没有一幢中式建筑，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外滩是欧洲以外最欧洲化的街区。涌入上海的英国人、印度人、犹太人及各式混血人种除了在市政制度上力求建立所谓的欧洲制度，更想借建筑来表明自己的欧洲血统，这群被欧洲贵族视为粗鄙的暴发户的人将仿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全面用于外滩的建筑上。像海关大楼1897年从原来的中国衙门式改建为英国教堂式，到1927年又改建为晚期古典主义风格。而汇丰银行初期是买办风格即中西建筑元素混杂，到19世纪80年代就改成了欧洲小城市的市政厅风格，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其在远东金融界地位的上升又改为仿希腊的风格。

   这些现象的发生所依托和带动的社会人口的背景是1934年上海约有俄侨25000名，今淮海路一带被称为“小莫斯科”，1942年上海有日桥95000人，虹口有“小东京”之称。上海的侨民人口是15万人，被称为“地球上最世界主义的城市”，而当时上海总人口只有450万人，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是3%。虽然这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是很高，但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象征着文明、现代化、繁荣、先进，所以在社会时尚的引导上就格外有力量。

   今天，这个人群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也凸显了出来。再加上港澳台、海归等的加入，具有国际化背景的这个人群以其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影响着他所在地区的时尚。因为他们成了今日中国象征文明、现代化、繁荣、先进的符号。

   至于室内的空间比例和装修风格也大唱欧美旋律，开放式厨房，STUDIO式的起居室等都使今日中国人觉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便是过上了象征先进、富庶的欧美人的生活。

   张欣在谈到这些年她和潘石屹开发的几个楼盘延请设计师的路线时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现象——SOHO现代城是中国设计师和海归合作的结果，长城脚下的公社是中港台三地和亚洲其他几个国家的设计师的作品，建外SOHO是日本的设计师设计的，SOHO尚都则请的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设计师彼得·戴维森。每一次的改变设计师的来源地，都是和市场对国际化程度的需求是呼应的。

   很多中产之家会有很多空间用来展示主人国外游历时带回的各种纪念品，这是主人能向客人讲述的重要情节，不如此，似乎不足以说明主人的全球化程度。对一件件摆件、灯具甚至洗手盆进行介绍与其说是主人在炫耀，不如说是主人把自己游历世界的旅程再次温习，而这一遍遍的温习以及从客人那里收集到的肯定性反馈成了主人判断自己全球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虽然延请国外设计师为自己做室内设计还只是富裕阶层的事，但对异国风情的追逐，则一直是中产们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