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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书”之《三个女人和她们的丈夫》
(2006-04-12 15:27:40)让我们迂回一下，先来议论一番三个女天才的丈夫吧。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麦卡勒斯的丈夫利夫斯，普拉斯的丈夫休斯。
但凡拥有一定的生活常识（这里甚至不需要什么智慧，拥有常识就行了）和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的人都知道，想要获得日常的幸福，就应该避免与天才遭遇；跟天才在一起生活的人，是相当困苦甚至是相当悲惨的。所谓天才，一般来说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这种自我中心是火焰，是光源，是能量的出发点，它提供并保证才华的充分释放，同时，它的强度和杀伤力也一定让其身边人深受其害。
普拉斯是自杀的，同为诗人的休斯显然不具备充分的牺牲精神，他离了婚，跑掉了。普拉斯和休斯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根本性的：一个是高调的、表现的、积极的、急于宣扬自己和达到目的的美国人（这一点，普拉斯在英国剑桥时期曾受到周围人的嘲弄和揶揄），一个是标准的英国人，剑桥人，低调、含蓄，对一切张狂之举有说不出的反感，有意避免一些鲜亮的、有商业意味的、有获奖企图的行为。但普拉斯的活力和“无耻”，深深吸引了休斯。从普拉斯这一方面来说，少年失怙是一大创伤，可能造成她在对男性形象的认知上有一定的缺陷，这也可能是导致她婚姻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少年时期开始的全能型美国好女孩的自我形象塑造，也使之缺乏足够的弹性和耐力，使之难以忍受人生的阴暗面。她自己深知她的困境，她说过，“我有善良的本性，喜爱晴朗的天气、小山、思考、美食和鲜明的颜色。我的恶魔可能会以人要成为完人这一要求来扼杀这种本性。”她还询问她的心理医生，“我有什么办法从成熟的自我中去掉气量小和孩子似的感情，还有去掉令人震惊的嫉妒？”可是，那“令人震惊的嫉妒”终于酿成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普拉斯和休斯婚姻走向失败的关键——因为和某广播节目的女编辑约会谈事，休斯回家晚了，然后他看到这一幕，“……他的所有在写的作品、剧本、诗歌、笔记本，甚至还有他的珍藏版莎士比亚作品，通通撕成了小碎片。”休斯一向认为“写作是一种虔诚的行为”，可以想见此事对他的打击。关于这件事，休斯自己一直没有说法，但他的挚友迪多·默文说，“他对这种亵渎既不会忘却，也不会宽恕；看来这标志着他的婚姻生活的转折点。”
伍尔夫也是自杀的。不幸中的幸运在于，如果没有伦纳德的话，伍尔夫可能会更早自杀，她也不太可能一次次战胜自己的精神疾病，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沉稳有力的伦纳德虽然一次次觉得自己可能会垮掉会疯掉，但其坚韧的天性和清明有序的理智让他坚持了下来。当伍尔夫最终弃世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样感人的遗书：“……你已经给了我可能的最大的幸福。已经没人能像你这样了，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这样。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更开心了，直到这可怕的疾病降临。……我想说的就是，我生命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你。你一直对我十分耐心，难以置信地好。我想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人原本能救我，那就是你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离开了我，除了你确实无疑的仁慈。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了。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一向以来更开心了。”这封遗书可以说既说明了伍尔夫对于伦纳德那彻底的牺牲精神的感恩，同时也说明了这段婚姻的成功和伟大。
麦卡勒斯是病逝的，但之前，她丈夫利夫斯自杀身亡。这个本身有着远大的文学理想但始终被笼罩在卡森光环下的男人，本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他是二战英雄，有的是伤疤和勋章，但他在采取一系列自暴自弃的让人指责的行为之后，最后采用了在巴黎自我放弃的结局。在此之前，他已经垮了很多次了，其中的一次说来真是黑色幽默——在战后夫妇二人第一次游历巴黎时，两个人酗酒过度，是这样回到纽约的：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从飞机上抬下卡森，呼啸而去；又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从飞机上抬下利夫斯，呼啸而去。卡森的母亲玛格丽特在一边擦着眼泪，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在这之后，利夫斯和卡森的关系进一步沉沦恶化。他们再一次来到法国，找了一个乡下住所，想在那里找到安宁幸福的可能性。可是不行。利夫斯第一次正式自杀时，他把自己吊在园子里的果树上；枝桠没能承受住他身体的重量，断了。卡森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据说，她一边割断绳子，一边责备他：“劳驾，利夫斯，如果你必须自杀，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你把这棵梨树搞成什么样子了！”
……
这以上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在三本传记里读到。
从去年开始，关于这三个女人的三部重头传记的中文版陆续面市了。在此之前，关于伍尔夫的评述、生平、逸事等著作，已有不少见诸于图书市场，但作为伍尔夫的外甥、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的新一代成员的昆汀·贝尔所著的《伍尔夫传》，无疑别具一种权威性和新的认知角度和认知价值。另外两位严谨刻苦的女学者安妮·斯蒂文生和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分别所著的《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和《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都是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大部头，她们都是在经历了很多年艰苦卓越的采访、整理、研究之后，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传主给予清晰客观的评述。她们的视角都是平视的，在对天才充分赞美的同时，也把她们还原成普通的女人，呈现她们在严格自省基础上的创作和不能自控基础上的遗害他人。这三部书，一方面，它们叙述了三位女天才的才华以及才华的释放过程，令人感佩；另一方面，它们呈现的三位女文学家生活图景，她们悲苦纠缠的但同时又是光耀美丽的内心，她们对他人的滋养对他人的伤害，更是引人深思。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在我看来，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卡森·麦卡勒斯分别在两个完全相反的维度上取得了颠峰性的成就。伍尔夫以“意识流”的手法，显微镜似地捕捉人之情绪瞬间万变的图景；在现代主义的潮流中，她是一面旗帜。而麦卡勒斯，她显然是后现代主义的，客观化的，零度叙述的。如果说，西方女性写作在20世纪前半叶是伍尔夫的天下的话，20世纪后半叶，麦卡勒斯的成就则更契合人们对小说的口味和期待，虽然就名气和影响力来说，她远逊于伍尔夫。但不管怎么说，伍尔夫和麦卡勒斯都以其各自的方式沿着不同的道路深深地进入了内心的领域。一个作家，不管你写什么，怎样写，判断其成功的标准就在于你是否进入人类的内心；从这个角度讲，伍尔夫和麦卡勒斯都非常成功。较之这两个女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贡献就要逊色一些了，她以其“自白派”诗歌的成就，袒露了她个人的内心，并引起了共鸣。但就整体来看，她没有伍尔夫和麦卡勒斯那么具有经典的宏大的深刻。但是，如果把一个女诗人女作家的个人生活也作为其作品的一个部分的话，普拉斯更具戏剧性和文学色彩。她成为一个个案，一个以决断的方式勇敢地反诘人生的个案。
在普拉斯的评传《苦涩的名声》里，作者安妮·史蒂文生就普拉斯的一句话做了一个点评，让我很是有些感慨。普拉斯的这句话是这样的，骂装修的人，“街对面一些该死的可鄙的人用尖锄、斧头和凿子猛烈敲打屋顶……”。史蒂文生说，“这种刻意形成的挑衅性的细节助长令人厌恶的东西成为现实。”
当然，史蒂文生并不仅仅是针对普拉斯的这句话而言的，她针对的其实普拉斯一生的悲剧性格。对于这个30岁就自己结束了生命的女诗人以及其家人的性格，史蒂文生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评述，比如，“从全家来看，普拉斯一家文化上都胸怀大志和雄心勃勃，见解坚定地自由和开明，并深受爱默生观念论的影响，主张忠诚、认真工作、自力更生和极端拘谨的清教徒式的乐观主义。”这些评述都不无道理，但这类评述的瞬间穿透力，在我看来都比不上那句话，“……刻意形成的挑衅性的细节助长令人厌恶的东西成为现实。”
挑衅性的细节，挑衅性的质疑和指责，来自抱怨的习惯，这种习惯一但养成，会逐渐蔓延和纯熟。这些东西返过来会进入体内，让那些原本不是现实的东西，或者本来是可以和自身隔绝的、不致于影响自己的东西，因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敏感感受而进入体内，最终成为一种令自己无比沮丧的现实。现实有两种，一种是现实（字面意义上的，通常解释里的），自身以外的、真实存在的但不足以影响自己的现实，另外一种是真正进入自己的现实。要命的是后一种。
看这三本惊心动魄的传记的结果是可以获得一种对比，那就是对另外一些天才的由衷感佩。在另外一些天才身上，自我中心的天性是可以抑制和调整的，他们以绵延柔和但同时非常强大的力量，扭转了所谓天才的宿命。比如巴尔蒂斯，比如门德尔松，他们在一生的自我安宁中获得巨大的成就，也完成了神赋予的一个人应该幸福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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