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当下法国书坛的红人、女作家安娜·加瓦尔达的小说的中文版——漓江出版社出的《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这本中文版其实收的是加瓦尔达的两本书，一本是2000年前后在法国畅销的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另一本是2002年出版的加瓦尔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曾经深深爱过》。看消息说，最近她又出了一本新作，《在一起就好》。还没看到书以及相关评论。我说的是中文版，反正我也只能等中文版出来。

看了后，有点纳闷，至于畅销100多万册吗？这个疑问我是从曾经从事过的出版社编辑的职业角度去看的。当年，跟《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这书并提的是超级畅销书《达芬奇密码》。相比《达芬奇密码》突出的悬疑特性和智力快感，加瓦尔达的这本集子从题材上讲，实在是太平淡庸常了——巴黎的街道，巴黎的面包、小知识分子的肚皮官司、疲惫的当代都市情感、女人的困境、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沟壑……等等。这样的小说抠到了法国人的哪根痒痒筋？

就我作为读者的感觉来说，加瓦尔达是可口的，她的叙述节奏挺明快也挺凉快的，金龙格的译文在此基础上有一种明显的当代性，读来觉得蛮亲切，比如这种句子，“你们还是聚精会神听我细细道来吧，因为我的小手指告诉我，我的这个故事会让你们的心里乐开花的。”（《圣日尔曼大街上的小艳遇》）；“我在脑海里像个白痴一样重复着索尼娅的名字，然后我丢下杂志去找根烟来抽。”（《安波儿》）这种特点放在1970年出生的加瓦尔达身上并不奇怪，但放在法国文学历来的缠绕迟疑的言说特点里去比较，她是有点特出的。因为这个原因，有评论称她为“萨冈文体的继承者”，一方面说明她们共同的畅销性，另一方面概括了她们所谓以轻的文字书写重的生活这一特质。

其实，所谓继承萨冈衣钵的说法，放在加瓦尔达的身上是不合适的。前者始终置身于上流社会，而后者，一举成名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与萨冈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奢靡的悲欢完全不搭界，加瓦尔达的视角以及叙述对象是芸芸众生，她的人物不具备任何示范效应，只是与普通读者有一种同声和气的默契。这也许是她畅销的原因：她的人物，她的笔法，看上去难度不大，但写得真不错！

《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采访她：“这个年代，许多作家，特别是女作家都‘用自己的身体写作’，乐于暴露自己的隐私，你也写自己的私生活吗？”加瓦尔达回答说，“不，我对暴露自己的隐私不感兴趣。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叙述者的位置，就像是一个目击证人一样。我希望把自己的影子从故事中抹掉。”她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她的小说显得既明快又凉快的原因吧。她自己并没有站出来，但立场坦率且明确，像罗兰·巴特所说的，“我要发表心灵，但不公开隐私。”这是我喜欢的叙述者的姿态，也是小说的成功要素。这一点，对于女作家来说，的确是尤为难得的——这几乎可以说是在跟女性写作天生的生理缺陷做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