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岁可以算做是一个男人的话，那么应该算有一个男人曾经不开玩笑地许诺过要送我一座大楼的一层。

 

当时，我正开着车，迎面看到一座像壁画一样辉煌的大楼，我说真漂亮，那个19岁的男人说，将来我要有这么一座楼，我把其中的一层送给你。那个19岁的男人就是周思东，他当时正在学院路一带的一个综合性大学上学，我与他的关系是师生，我是老师，他是我带的实习生，我比他大9岁，他一共在我那里实习了三个月，送我大楼中的一层是实习刚开始的那周，满打满算的话，绝对在我跟他确立师生关系的72小时之内。

 

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要去学院路一带，因为我老公的公司接了一个装修的活儿，是那边的一座饭店，所以我下班的时候，就得去接他，顺道把我的学生送回学校。同事们说：做你的实习生真有福气；当然也有比较恶毒，嘴上不积德的那类，他们会说：还是老师幸福一点，上班时间有小男生陪，下了班把小男生送回去再顺路把大老公接回家。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成人玩笑让周思东听了心理不舒服，反正他很快就厌倦了上班。他经常是在头天晚上给我家里打电话，问我第二天有什么事情，如果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会说不来了，如果有采访呼他就可以了。如果我说有几篇稿子要编辑，他就会说你给我传真过来吧，我编辑好了再给你传过去。在这以前，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类实习生，他哪来的传真机？后来，我们编辑组的组长发现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周思东，不过稿子还是经常见报，就觉得奇怪，他问我：周思东没见来上班，稿子到是呼呼地上，怎么回事？后来我们主任就半真半假地对我说：你喜欢不喜欢他是你的私事，不过上不上班可是公事。你实习的时候没敢天天用传真发稿子吧？该上班还得上班，要有点组织纪律性。

 

我就很委婉地在周思东跟我通话的时候告诉了他我们领导的意见，他听了就说：那你说我要采访呀。我觉得这个学生太自作聪明了，大家都是做记者出身，谁不知道采访是怎么回事？我说：小周，采访不妨碍你上班呀，你可以早上先到单位报到，然后给大家说一声自己要到什么地方采访，写了稿子交到我手里，编辑完了，你再下班回学校，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我认为周思东在此之前一直是非常尊敬我的，他称呼我为“陈老师”，不过，我跟他说完“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以后，他态度就变了。当时他没多说什么，学校的电话是公共的，排队等着的人很多，他跟我说：好吧。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上班我还是没有见到周思东，组长跟我说：“下午开选题会，实习生参加，你那个大男生不能特殊啊。”

 

我狂呼了300遍，周思东还是迟到了，当时我们编辑组的组长正在宣布实习生纪律。周思东坐下后就问我：不是选题会吗？我特别没有好气，心里真想说：你以为你是谁！

 

接下来大家碰选题，碰完之后，我们组长就将目光亲切地转向几个实习生：你们谁对这个选题有兴趣？我们先照顾兴趣。我们的组长说老实话，还是很开明的，他喜欢采用民主集中制，不过我们对民主的要求也很适可而止，绝不会给他为难。比如说，他要做一个什么选题，即使大家都没有兴趣，也不会直言不讳地说不。干什么要逼着人家使用“集中”呢？我们一般会说这是一个好选题，然后纷纷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比如手头正忙着什么别的采访等等，推掉；实在推不掉就拉两个垫背的，说自己能力有限，还是一起做云云。大家一起做事，就要有共事的精神，对不对？不过，这些精神现在这些孩子是没有的。这句话是我们开完选题会，我们组长摇着脑袋说的。

 

我现在忘了当时是一个什么选题了，反正肯定是那种挺无聊，一听就让人没兴趣做的那种。我们组长看那些实习生都不表态，就把目光停留在坐在门边上的周思东脸上。周思东生硬地说：这个选题我没有兴趣。

 

为什么？组长大吃一惊！

 

周思东说：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多，为什么我们偏要做这么没意思的东西呢？

 

我们的组长脸色铁青，他说：周思东，你说说什么东西是有意思的？

 

周思东活跃起来，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创业，办公司，办的很多，很有意思。

 

“你说大学生办公司有意思，那么国家政策允许吗？还有办公司耽误他们学业吗？学生时期是打基础时期，办公司对他们的成长好吗？”

 

“对呀，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采访反映出来，还有我们可以列一个表格，注明哪些成功人士是大学期间创办公司的，比如比尔·盖茨，还有戴尔……”

 

“这样吧，你把你的选题写一个完整的策划，然后交给陈老师，我们下次选题会再讨论。”

 

我看出周思东还要说话，连忙发言：好，就这样吧。这个选题真的不错，咱们一会儿讨论讨论，然后你就去采访。

 

周思东全然不理解我的苦心，他竟然站起来：你们都说是一个好选题，为什么不马上讨论？讨论了之后，大家立刻分头去做，这周就可以见报。新闻最关键的不是速度吗？

 

办公室里不许抽烟，我们几乎从不抽烟的组长居然拉开公文包拿出一盒烟，他缓缓地拆开包装，又从上衣口袋里翻出打火机，攥在手心里。我们的组长和我岁数相差不大，有个两三岁吧，他是周思东的学长，不过看上去已经老掉了。桌子对面的一个男同事把烟灰缸给他推过去，这是一种默契，虽然那个男同事私下里说了无数关于我们组长的缺点，比如性格上的，思维习惯上的，还有做事风格上的，但是在这种场合，他会用推过去一个烟缸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角色。周思东就不会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他无声，所以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说当时我们组长心理必是感激的，认为还有这么一个好哥们；而我这个男同事尽可以在需要为自己解释的时候，把这个动作做出至少3种以上的合理解释。比如说：我给他推过去一个烟缸，想给他找一个台阶，他太不能服人了，连实习生都觉得他没劲；再比如说：我给他推一个烟缸，是支持他，对这样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实习生就应该晒着；还有一种很人道主义的解释：他想抽烟，我给他推过去一个烟缸。

 

在那个烟缸被推过去之后，我们的组长得到灵感，他把那盒拆开的烟装进兜里，攥着打火机的手握成一个拳头，他把这个拳头立在桌子上，然后问大家：你们的意见呢？显然，这次他的目光是扫向我们这些人的，他的同仁，他的部下，或者说他的哥们。没有人说话，最后，推过去烟缸的那个男同事说：陈老师，你的实习生提出的选题，你先说说。

 

我们的组长也用一种混合着很多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而我的实习生周思东同学完全不懂得他给我招惹了多大麻烦，他坐在门边那个位置上，满脸兴奋，他觉得我一定是支持他的，因为我还没有反对过他，最多我就是给他做些修正或者告诉他一些原则。我当然不能说这个选题比我们组长说的那个要好，但是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很没意思。我看了一下那个推了烟缸过去的男同事，那个烟缸现在离我们组长的拳头很近，那个拳头里面藏了一个打火机。我可不想让他把那个打火机亮出来，所以我动了动脑筋才说：现在不是讨论哪个选题好哪个选题坏的时候，现在关键是讨论我们这周做什么？因为我们就这么多人这么多版面，肯定是做了一个，另一个就只能以后做。

 

我们的组长眼神里还是混合着很多信息，不过已经没有那么多期待了；而周思东觉得我的话分明是在支持他，还用说吗？这周该做什么？当然是做他说的大学生创业了。

 

“别人也说说。”我们的组长把目光投向那个推过去烟缸的男同事，我的这个男同事说：这么着，我带着我的实习生做刚才说的那个选题，陈老师（他叫我陈老师的时候，明显含着一种其他意思）带着小周做大学生创业，谁先做出来先上谁的，谁做的好先上谁的。

 

他妈的，又把球踢给了我。什么叫谁做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怎么可能有谁做的好？再说文章千古事，跟1+1等于几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好坏。

 

会议圆满结束，除了我要接老公，周思东要搭我的车以外，剩余的人共进晚餐。

 

周思东在车上一直很兴奋，他压抑不住激动，不停地在那里丰富他的选题，什么角度怎么挖掘还有深度啦情节啦。我心猿意马地开着车，压了黄线还走错了路！

 

“陈老师，你是不是担心我们文章做不过他们？”

 

呸，我才不是小孩子呢，又不是考试，我操这个心！我叹了一口气。

 

“你好象不开心。”

 

我说是，我的确很不开心，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意思。

 

“你喜欢你的职业吗？”

……

“你喜欢你的老公吗？”

……

“我知道了……有一段时间我很厌学，我觉得每天上课下课周末跳舞找朋友特别没有意思，后来我到一个公司上班，是中关村的一个公司，我觉得生活特别有意思，每天时间都不够用。”

 

我突然醒悟过来：“你说大学生创业不是说你去上班的那个公司吧？”

 

周思东有些不好意思，他挺腼腆地承认了。

 

我感到事情更难办了，周思东要写他和几个大学同学创办的公司，在我们的报纸上！我知道如果我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件事情会意味着什么，不仅可能使我和组长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而且可能会让别人说三道四，最简单明了而且客观公正的说法是：她居然给她的那个实习生发一个关于他们公司的文章！

 

我担当不起！

 

我这么胡思乱想的结果是误闯了东单闹市区，我老公给我打了1000遍手机问我的位置，最后他说我不等你了，我先打车走了。

 

后来，我跟周思东说现在正好上下班，路太堵了，咱们找个地方先喝一杯什么，然后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好，我请客。

 

我来，你还是学生。

 

周思东突然说我可是比你有钱多了的学生。

 

那天我们找了一个卖西餐的吧，名字是什么我忘了，反正是装修得奇奇怪怪，里面灯光半昏半暗的那种。卖的西餐也就是咖喱饭，通心粉，肉酱面，汤只有两种---红菜汤和奶油蘑菇汤。周思东像一个年轻的富翁，派头很有点刘德华演的富家子弟的意思，他问我喜欢什么沙拉？沙拉，不就是外国人的生菜蘸酱吗？所不同的是人家的酱叫沙拉酱我们的叫黄面酱。我跟学生大款周思东说这些话，周思东笑得一派天真纯洁，他说：中国人老喜欢把外国人的东西跟中国原来有的比，比如说煎饼果子非说成是中国的披萨饼，而人家的汉堡说成是咱的烙饼卷肉；但是人家外国人一旦把咱们中国的什么东西跟他们熟悉的玩意一比，我们立刻觉得不对，比如说外国人把新疆的一个旅游点说成是小瑞典，咱们就说除了雪一样别的都不一样，觉得外国人好笑。

 

菜上的很慢，我决定跟我的实习生好好谈谈他的工作。不过我不想告诉他如果他得罪什么人的话，他的稿子可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话，没有必要跟他说这些。我想从理想谈起，年轻就可以为理想奋斗，只不过有的时候，当年轻而运气不好的时候（这种情况很普遍），就会遇到一些老谋深算的过来人，这些过来人总是有幸成为那些年轻而运气不好的人的领导或者顶头上司，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问这些倒霉蛋的理想，然后把这些理想做成一个胡罗卜，挂在这些倒霉蛋的前面，然后这些倒霉蛋就会跟着这个胡罗卜奋斗，他们以为是为理想奋斗，实际上那个胡罗卜到死也还是挂在他们前面的。他们每每怀疑胡罗卜和理想的关系时，就会听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或者“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鼓励。

 

我没有那么老谋深算，但是我想给我的实习生做一个胡罗卜，这样他就会乖乖地按照既定路线走，不会给我招惹麻烦。我想好了，无论他说什么理想，我就给做成一个胡罗卜挂在他跟前，我要告诉他“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什么的，然后把他搞个云山雾罩的去思考，这样就不会坚持要做什么大学生办公司的文章了。其实什么东西一去思考它的意义，这件东西就离死不远了。

 

我想周思东虽然不会把建设祖国挂在嘴上，但是他的理想也不过就是做个优秀的记者或者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比如写出类似《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脍炙人口的通讯。可惜，这个19岁的男孩拍拍后脑勺对我说：理想是分阶段的，我想我最近的理想就是我们的公司能够做起来，挣很多很多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我说那接下来呢？

 

他说接下来到时候再说吧，反正钱越多你可以做的选择就越多，可做的选择越多你受的限制就越少。

 

我觉得很难把他的理想作成一个胡罗卜，因为适合作成胡罗卜的理想一般要求比较抽象的，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科学家，或者我要做一个小说家。一旦有人这么说，你立刻就可以牵住他的鼻子，好吧，就从现在开始，你先做好这件事情。这就像古代有个读书人说他的志向是“扫天下”，结果被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样，其实“扫天下”的人有几个是从“扫大街”开始的？就更不用说“扫一屋”了。

 

但是周思东的理想太具体了，就是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他和几个哥们攒的。

 

我张了好几遍嘴问他：你做的公司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没有。

 

你喜欢你的专业吗？

 

还行吧。

 

那你毕业了是做记者还是继续做公司呢？

 

没准吧，都挺有意思的。

 

可是你总要选择呀。

 

你们干什么老想还要有好几年的事情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对，人有了远虑才会有近忧。我现在想的就是先把公司做火，至于将来毕业，做记者还是做老板到时候再说，反正都不坏。

 

我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露出真面目。我跟他说，如果大学生创业就是写他和几个朋友的公司，我认为有点不妥，因为这显然有广告嫌疑。

 

周思东也很直率：那么写其他的学生就没有问题了是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公司一个“同等待遇”呢？人家古人举贤还能做到远不避仇近不避亲，你怎么是我的老师，反而这么点魄力都没有？

 

我说你这是激将法，不过自己写自己总不很妥当对吧？

 

周思东说好吧，我只写这种现象，不说我们的公司这总可以了吧？我本来想公私兼顾。

 

我那天回家很晚，老公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谈工作。老公说工作就用上班时间，下班就不要再谈了。后来我就告诉他我的难处，我说我要是带着实习生把文章做好了，那就是跟我们组长叫板；如果我要是做砸了，那我就无缘无故让我的男同事压了一头。我老公说你就这点事值当谈仨钟头？你明天请病假，让实习生自己做去，不懂的地方请教你的那个男同事，请他暂时替你带一下，不就完了。

 

我请了病假，周思东的稿子被毙了，一切照常发展，两个星期以后，周思东的实习结束，我给他写了一个天花乱坠的评语，也算是师生一场。

 

现在，周思东已经成了周总，他规定在他的公司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许抽烟，否则的话，一律罚钱，一次200元。我跟他说：没想到你是一个小独裁者。周总当时点起一枝烟，说：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受不了你就炒了我，受得了咱们就一起发财。反正我们是利益共同体。我觉得宁肯真独裁，也不要假民主。真独裁的坏处和假民主的一样，都是不民主，但是假民主还多了一样坏处就是没有效率，相比之下，独裁就是没有商量。我觉得要么就别商量，像我的公司，公司是我的，本钱是我的，风险是我的，我跟你商量什么？要么就真的听别人的意见，集思广义，你说对不对？

 

我说对，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过去的选题会就是特没有效率的假民主？

 

周思东说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当时病了，我是你的实习生，实习期一结束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可是他们要和你一起工作，所以你聪明地病了。我那会儿觉得你们都特别没有意思，后来自己经历的事情一多，就能理解了。

 

我真受不了一个比我小9岁的总经理说理解我。

 

我问周思东是不是经历的最大挫折就是那次稿子被毙，当时是不是特别难过，哭了没有？

 

周思东说：“肯定没哭，当时公司刚成立，要哭的事情太多了，一忙就没顾上。哭也得有时间”，他强调他们这拨人是属于忘了给自己的悲伤挫折流点眼泪做纪念的那种人。

 

我说那你记不记得跟我说过将来你要买一座办公楼做你们的周氏公司，你答应过送我一层的。

 

“我有说过吗？”周思东也许完全忘掉了，他脸上的样子好象是我在讹诈他。我只好说开玩笑啦，于是他放松地笑了，让人觉得他看上去很像一个一诺千金的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