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如何在改善政策和实践中发挥作用？

——关于“建立研究与政策及实践的桥梁国际专家研讨会”的综述与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卜卫

1.会议背景

2007年4月25日，由国际儿童观察组织（Childwatch International）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建立研究与政策及实践的桥梁国际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际儿童观察组织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儿童研究网络。这个网络追求开展以儿童为中心的研究，通过研究促进改善儿童生活条件，儿童福利和促进儿童参与。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专家研讨会的目的是检验研究知识如何影响政策和实践的战略、过程和构成要素。将近20位来自国际儿童观察组织的专家和20位中国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2004年到2005年，我曾完成了一个项目研究“填平研究与政策及实践的鸿沟：关于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发展性别/妇女项目的调研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使用了“干预取向的研究”的概念，以在研究、政策改善和实践中架起桥梁。这个研讨会为我提供了新的机会来思考同样的问题，并能从不同国家研究者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这个专家研讨会采用了互动的方法。会议分为三个阶段：（1）讨论联结研究、政策和实践的关键概念和认识框架；（2）讨论南非、韩国和爱尔兰三个国家的个案研究；（3）回顾在会议一开始提出的认识框架，试图在此框架内从三个国家的案例中发现一些可以应用于本国实践的结论。

2. 对研究影响的认识框架

研讨会一开始，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Chapin Hall儿童研究中心教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儿童研究如何影响政策和实践”的认识框架。在“建立框架：形成研究影响政策和实践的环境、角色和战略”的主题发言中，他建议使用系统的角度来观察研究如何影响政策和实践，如图表“系统的视角”（见下页）。在这个图表中，重要行动者主要来自三个社会部门：知识社区的研究者；国家机构中的政策制定者或行政人员以及项目管理者；公民社会中的社会活动家、倡导人员、社会服务的使用者、政策发动者、媒介与公民等。Chapin Hall说明，研究者通过研究影响政策的过程是一个能力、资源、关系和投入相互交织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系列的结果，包括：定义要解决的问题、问题批评、证据检验、支持系统的建设、政策影响、项目设计和修改等，最后是提出解决方案。

这个互动过程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如何克服政策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实践对研究及研究者的制约。如果考虑到影响政策或实践，研究者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研究的自主性。Chaskin教授将其概括为“制约的连续体：被雇佣——合作伙伴——研究者的自主性”。将政策改善作为研究的目标，研究就不能局限于知识社区。相反，所有的数据或资料，第一，要根据知识社区的要求，必须是可信的；第二，还要根据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公民社区的需要，必须是可利用的。不仅如此，研究者要承担研究——研究结果传播——研究结果利用这样一个过程。从定义问题开始，研究者需要评估各种选择，描述利益相关者，执行研究，向社会展示和宣传自己的研究发现，最后，还要评估其成果的利用情况。这样，作为试图影响政策和实践的研究者，他们必须处理似乎与研究本身无关的主题，包括伙伴关系、研究结果的传播过程和渠道，推动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动力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政治背景等问题。

3. 三个案例

在Chaskin教授发言后，来自南非、韩国和爱尔兰的研究者分别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案例。

第一个发言者是来自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儿童研究所的教授Maylene Shung King。她的发言题目是“从田野调查到武器控制的真相——研究如何影响南非国家立法的个案研究”。在南非，由于政治原因，个人拥有枪支并使用暴力有很长的历史，它增加了犯罪和人际之间暴力冲突的比例，特别是使儿童青少年受到伤害，但没有枪支控制的立法以保护儿童。1994年，当他们想干预这件事情的时候，却发现没有数据可参考，也没有关于个人拥有枪支对儿童青少年影响的调查去支持他们的做法。1996年，研究所开始收集有关枪支暴力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的数据和资料。研究者使用了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与许多个人拥有枪支的青少年讨论了有关枪支控制的问题。之后，他们出版了200页的调查报告提交给国会并向公众通报。其主要的发现是：儿童被枪支暴力伤害的数量正在增加；更多的儿童被突然发生的交火所伤害；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可能是一个男青少年杀手和更多4-15岁儿童；男青少年由于个人冲突和帮派活动更多地被卷入枪支暴力事件等。

如果说研究作为传播战略的第一步，那么制作一系列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倡导取向（advocacy-orientated）的传播资料就是第二步。这些传播资料包括调查报告、适于媒介的新闻稿、暴力事实单（short fact sheets）和国会提案。除此之外，研究者还与枪支控制联盟一起举办了研讨会有关枪支控制的研讨会（workshop）。这一系列行动帮助国会议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促使他们在2004年7月通过了“枪支控制和儿童保护法”。 Maylene Shung King 总结了推动立法成功的主要经验，包括：提供真实可靠和及时的研究数据；研究结果必须采用有效的传播和倡导策略进行充分的宣传；宣传必须使用创新的方法；以及必须要建立政府、公民社会、NGOs和公民之间的战略联盟。

第二个案例“韩国的儿童报告: 利用现有统计资料了解儿童福利状况并为制定政策服务”是由韩国首尔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Bong Joo Lee介绍的。根据以往的研究，他们发现，在韩国，只有非常有限的定量数据能为儿童政策和项目发展提供服务。大多数有关儿童的福利政策和项目的模式是从美国或日本输入的，因此，大多数儿童项目只是针对个人的矫治项目，而不是社会预防项目。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为保护儿童的社会预防体系。在这时，学术研究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定量数据为儿童政策和项目的发展进行倡导。与第一个案例相似，这个研究案例也包含了两个重要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发展一个韩国儿童状况报告。研究者们在各种会议和与政策制定者的见面机会中进行游说，说明定量数据在发展儿童政策和项目中的重要作用。结果在2005年，韩国健康和福利部拨款$100,000来资助“韩国儿童状况报告”项目。来自社会福利、健康、儿童发展、儿童安全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一起来撰写这个报告。研究者不是从新调查以发展新的数据资源，而是在对已经存在的所有数据资料进行重新组织和分析。

韩国儿童状况报告集中于九个领域：（1）儿童人口；（2）家庭结构和生活；（3）健康；（4）儿童贫困；（5）儿童社会保护；（6）儿童安全；（7）儿童教育与关怀；（8）儿童社会生活和儿童参与；以及（9）儿童反社会行为。研究者发现，在需要更多的外援和高离婚率的社区内，儿童遭受虐待的比例更高。基于这种类似的发现，研究者发展了超过180个评价指标来衡量儿童状况的风险性。“韩国儿童状况报告”于2006年第一次公开发表。同时，为吸引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利益者（如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研究者从180个指标中，筛选出40个关键指标进行了新闻发布。

第二个步骤是研究者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研究发现去改善政策和实践。为此，他们策划了四个传播活动。（1）研究者在正式报告发表前举办了一个听证会，以引发公众对报告的兴趣，并对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2）研究者分几次会见健康福利部的政府官员，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3）研究者使用倡导小组和大众媒体向社会宣传。（4）基于报告的研究结果，研究者与健康福利部一起发展了特别项目，以改善儿童福利政策。在传播过程中，他们强调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利用指标识别风险因素的社会预防的重要性。

韩国的经验主要在于探讨如何利用现有数据来理解儿童福利的状况并将此信息报告给决策部门和实践领域的工作人员。Lee教授与其他研究者分享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主要包括：使用定量指标的重要性；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能了解儿童福利状况的必要性；团结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并与健康福利部官员一起工作的有效性；在传播过程中使用可视媒介、地图和图标，以增加信息的清晰度和生动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研究之前，一定要明确谁是这个研究的“顾客”？谁将使用这个数据？如何使用？使用数据的哪个部分？研究要基于“顾客”的需要以在研究与政策改善之间建立起联系。

第三个研究案例来自爱尔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儿童研究中心教授、国际儿童观察组织理事会副主席Robbie Gilligan以“为儿童与青少年、由儿童与青少年进行的有关国家关怀项目的传播”为题进行了演讲。这个个案研究试图检验研究如何影响“顾客”和第一线工作人员。演讲一开始，Gilligan教授邀请与会者一起考虑如下四个问题：

（1）我们的儿童生活是否由于我们的研究发生了变化？

（2）在研究的关键阶段，儿童是否能有效地参与研究？

（3）儿童是否能参与研究结果的传播？

（4）儿童参与对建立研究与实践的桥梁有何影响？

笔者以为这四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提示我们研究应该对改变儿童生活发挥作用。第二、三个问题涉及儿童参与的权利。最后一个问题则将儿童参与的权利与建立研究与实践的桥梁联系起来。作为研究者假定的主要受益人，儿童有效地参与将有利于将研究结果应用到实践之中。

Gilligan 教授使用Ruth Emond博士所做的、由欧盟Marie Curie 基金会支持的两个研究解释了儿童如何参与研究的传播过程。两个研究都采用了定性访谈方法。在第一个研究中，研究者访谈了生活在儿童护养院（residential care）中的14位青少年，每个青少年每月访问一次，总共访问了6个月。访谈内容集中于青少年对养护院和学校生活经历的说明和理解。在第二个研究中，研究者邀请已被访问过的14位青少年参加为其他需要生活在儿童养护院中的青少年撰写一个指南，指南内容是如何处理学校和教育的问题等。写作这个指南有三个目的，第一，将必要的信息传递给读者；第二，与其他青少年分享经验，以支持生活在儿童养护院中的儿童和青少年；第三，促进养护院的工作人员更好地为青少年工作。当然，研究者还希望研究这个指南对儿童的影响以及评估指南的效果，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研究者放弃了影响评估。

在指南设计和指南传播两个阶段中，研究者发展了一系列儿童参与的传播战略。

指南设计：

• 指南设计以儿童为阅读对象，采用吸引儿童的形式和儿童语言。指南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另一个版本针对12岁以上的儿童。
• 直接引用青少年的话作为指南的内容。

·    指南中，一部分内容有待儿童读者自己完成。

·         青少年参与了指南开发的每个阶段，包括指南设计阶段。

   指南传播：

• 养护院的青少年在各种会议或有关的场合中展示他们的“指南”。在爱尔兰，这是第一次有养护院的儿童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 儿童参与的游说促进了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指南的印刷和邮寄，使每一个生活在儿童养护院中的青少年和儿童得到了指南。

Gilligan教授解释说，这个研究规模不大，其资金和时间也很有限。虽然儿童参与指南设计和传播有非常成功的地方，因为儿童参与了指南的形式和内容的设计，并以创新的方式推动了指南的传播，但这仍然是一个成人研究者主控的项目，其重要议程由成年人设定。另外的一个缺陷是，工作在儿童养护院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没有注意或购买这个指南。Gillian教授推荐说，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谁是使用我们研究结果的“受众”，以及我们如何直接地或面对面地向我们的受众“卖”我们的研究结果。

4. 专家讨论和结论：如何建立研究与政策和实践的桥梁

在研讨会的第三个阶段，专家研讨主要集中于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如何做一个好的研究。好的研究的特征是：（1）能够获得可靠和充分的研究数据（包括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2）具有影响政策改善和实践的可能性和潜力。第二个主题是关于研究结果的传播，即制定何种传播战略能使政策制定者、利益相关者和儿童社会工作者听到并能考虑研究的结果。

关于好的研究

作为研究案例的评论人之一，位于耶路撒冷的Al-Quds大学儿童研究所教授、国际儿童观察组织理事会副主席Mohammad Shaheen与参会者分享了他的研究经验。他的研究问题是社会动荡对巴勒斯坦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影响。与南非的个案研究相似，Mohammad教授也采用了儿童访谈的方式，保持与儿童的密切接触并倾听儿童的意见。他说，好的研究应该是从儿童实地调研中得来的，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从计算机中得来。此外，他也提到为决策者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可靠和可利用的数据的重要性。

在南非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做一个好的研究到影响有关枪支控制的法律出台花了十年时间。南非研究者也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困难而漫长的过程。参会专家指出做一个可靠的并能影响政策和实践的研究其实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的困难和挑战如下：

• 任何企图影响政策的研究肯定包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和所要达到的改变社会的目的。那么，如何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以及如何使研究结果更为客观就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之一。
• 有关困境儿童的事实真相和数据通常是隐蔽的，在实地调研中如何发现儿童生活的真实情况以利于提出有效的政策改善建议是研究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二。
• 挑战之三是：研究者如何执行一个儿童青少年参与式的研究，以动员更多的青少年和儿童贡献他们的经验和意见。
• 挑战之四是：研究者如何动员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

研究结果的传播

研究结果的传播被一些参会者称为“向目标受众‘卖’我们的研究结果”。巴西里约热内卢圣地大学儿童政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儿童观察组织理事会主席Irene Rizzini首先建议说：在研究之前，我们就应该充分地考虑和确定研究的目标、研究的参与者和使用研究结果的受众。此外，根据爱尔兰的经验，还应该考虑如何将研究结果制作成简洁和生动的文本，以使受众感兴趣阅读并思考相关的问题。

西印度群岛成人继续教育学院的加勒比海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Julie Meeks Gardner教授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有关学校暴力的研究经验。其研究并没有限制在学术圈内。在研究学校暴力的过程中，研究者与学校教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很多讨论。研究者也通过家长会向家长、通过媒体向公众以及研讨会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报告有关学校暴力的研究结果。Julie建议，研究者应该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情况将研究报告裁减成不同的样式，以适合不同目标群体的需要。为此，研究者应该一遍又一遍地编辑和修改自己的报告。

几乎所有的参会者都认为研究结果的传播也是一个富有挑战的过程。这些挑战包括：

• 我们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大众传媒来传播研究结果的信息？根据南非的经验，印度TAT研究所的教授Usha Nayar指出，枪支控制联盟、反对枪支滥用游说组织、枪支控制报告的起草小组以及安全委员会等机构或组织都使用了大众媒介传播他们的想法。但是，媒介经常扭曲和误解研究信息，或经常错误地引用或滥用数据。因此，与大众媒介协商以传播正确的信息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         我们如何动员儿童、青少年、非政府或非盈利组织、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以及参与研究结果的传播？爱尔兰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儿童参与研究及其传播的正面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未能发现更多的方法和技术在儿童参与中保护他们的权利以及更有好地处理儿童参与中的伦理问题。

• 我们如何与利益相关者、决策者形成一个联盟，以在研究报告发表以后能够在政策改善或实践领域中使用这些研究结果？
• 我们如何提高研究者有效地传播研究结果的意识和能力？一位与会者建议，定量数据可能会影响决策者的理性，定性数据可能会影响决策者的感情。但这只是一种个人感觉，研讨会上还没有能提供相应的研究证据。总之，研究者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讨论研究结果的传播议题。

几乎所有的参会者都同意研究与传播研究结果是同等重要的。这此研讨会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儿童研究应该对政策改善和实践领域发生影响。但是，研究是否能发生影响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社会需求。并且，研究的影响一定是一个与利益相关者相互协商的过程。为此，在启动研究之前，研究者就应该考虑研究的目的和目标人群，然后根据此开展研究。（2）为有效地传播研究结果，在研究者中间需要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其内容主要包括：传播技能；发展数据库；以及建立利益相关者可利用的数据系统等。（3）研究者应该学习如何动员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儿童青少年参与有关儿童的研究。

5. 对研讨会评论与分析

这个研讨会对探讨如何建立儿童研究与政策及实践的桥梁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对我来说，它启发我去努力发现和辨别研究中的可以影响政策和实践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和我的同事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国妇联的支持下，正在执行一项有关儿童暴力干预和预防项目的基线调查。这个调查也可称作“干预取向的研究”。在下面的表格中，我综合了研讨会上的三个案例和自己的研究经验以发现能够指导未来的研究工作的关键问题，如下表。

这个表格可使我更加明确研究的目标主要是影响实践。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考虑向特定目标群体传播研究结果的渠道和方法，对目标群体或将要利用研究结果的“顾客”的需求、偏好和可接受性缺少必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能忽略参与研究的儿童的需求。比如，在儿童暴力的基线调研中，有300个儿童参加了定量调查，有约100个儿童接受了定性访谈，但我们没有计划在尊重儿童的基础上，为儿童制作一个“对儿童友好”（child-friendly）和适合儿童阅读的调研报告以及为儿童的参与式培训手册，使儿童也成为研究结果的使用者。对我来说，这个表格将成为一个分析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与实践关系的有力工具。这也是我从研讨会中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但是，与其他成功的研讨会一样，这个研讨会也会留下一些遗憾。我觉得研讨会主要的遗憾在于对儿童参与研究及其伦理问题等重要问题未能得到充分的讨论。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了参与式方法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儿童青少年被卷入研究和倡导活动中。在研讨会一些儿童暴力的项目中，项目管理人员已经动员儿童参加了培训、调查和倡导等活动，但在这些活动中，儿童的权利、儿童参与和赋权以及儿童参与的伦理问题经常被忽略。在这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提供了一些原则和最佳实践。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有参与的权利。儿童参与不是儿童“参加”或“出席”，而是要分享权利。Roger Hart在1992年已经发展了一个“儿童参与阶梯”来衡量儿童参与决定过程的程度。阶梯模式主要是处理有关成年研究者、活动家与儿童之间关系。Rakesh Rajani’s “促进青少年有效参与的框架”则将儿童参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与“儿童参与阶梯”联系起来考察儿童参与的性质。这个框架说明，讨论儿童参与，应该讨论（1）儿童的角色，他们是一个倾听者还是参与决定的人；（2）儿童参与的范围，包括地理的范围和制度上的可利用的空间；（3）儿童参与的环境，包括儿童参与的能力建设、儿童参与的机会以及支持环境等。

在过去几年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发展了一系列儿童参与调研的工具。如在2005年儿童暴力的试验项目中，研究者已经探讨了许多儿童参与暴力调研的方法，如定性访谈、信息提供者访谈、深入访谈、角色扮演、讲故事、社会地图、个案研究等。研究者发现，角色扮演、戏剧创作和讲故事通常是最能产生互动性的结果，而观察、个案研究、社会地图和角色扮演方式则能获得更接近于真实的数据资料[1]。促进儿童参与，一定要采用最适合儿童的技术。此外，研究者应该不仅在暴力调研中使用各种适合儿童的技术促进儿童参与，同时也要注意在项目设计、执行和评估中听取儿童的意见。

另外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研究伦理。实际上在研讨会上，已有参会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比如当儿童调研结果可能会强调某个儿童群体的刻板印象时，是否应该发表这个报告等。应该指出，只有研究者与儿童接触，或者儿童参与了研究，那么就一定有儿童伦理问题需要处理。这是在儿童研究中不可不讨论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发展了“儿童参与研究、监测和评估的伦理技术说明指南（2002）”，来帮助项目管理者思考有关的伦理问题和成年人的责任，包括：研究者的责任、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知情同意、个人隐私保护、平等和非歧视原则、尊重儿童和他们的意见以及儿童应拥有适合他们使用的研究结果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06年出版的《我们有免受暴力的权利——UN儿童暴力报告儿童版》可以看作这个领域的最佳实践。

但是这些重要的议题如儿童参与的性质和程度、促进儿童参与并适合儿童的参与技术、儿童参与的伦理问题等在讨论儿童参与研究时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和充分的讨论，特别是讨论没有涉及如何通过研究项目赋权儿童青少年。

除了有关儿童参与及其参与的伦理问题，这个研讨会还应讨论有关传播学的议题，因为研究结果的传播和使用是一个传播学领域的问题。到目前为为止，传播学已经发展了丰富的理论以对传播活动进行总结和指导，包括多级传播（multi-step flow approaches）、社会网络传播（a network approach）、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s）、社会市场理论（social marketing perspectives）和传播运动策划等。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媒介的角色是不同的。如何使用大众媒介（包括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以及如何认识大众媒介对儿童议题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应该在传播理论的指导下得到讨论。

总的说来，“建立研究与政策及实践的桥梁国际专家研讨会”富有成效，并对在中国情境下如何利用研究改善政策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未来，我们还需要关注在传播学理论指导下如何传播研究结果的问题，以及如何促进儿童参与研究以及处理儿童参与的伦理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