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巴塞罗那－巴黎（一）
张北川

　　1992年，全球的目光聚焦巴塞罗那，奥运会成为欢乐的源泉。那时，正是我写作《同性爱》一书接近杀青之际。10年后，世界再次注目巴塞罗那，却是因为自身的巨大伤痛――艾滋（病）。2002年7月，13000多位卫生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和约2000位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汇聚到巴塞罗那，讨论艾滋防治，我也来到地中海北岸的这座西班牙城市，汇入15000多人的队伍中，为抗击艾滋，为那些生活在艾滋阴影中的人们，为建设全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7月6日。清晨。我们在北京登机，当地时间晚7点抵巴黎。9点多，换乘火车，于7日上午到达邻近西班牙的法国小城Portbou，转乘直达巴塞罗那的火车。奔波了大约36个小时，7日下午3点，我们终于来到巴塞罗那的下榻旅馆。未洗去一路风尘，匆匆奔向“第14届世界艾滋大会”报到处――国际会议中心。在到会议中心的路途上就见彩旗飘扬。一面面彩旗上是相同的口号――大会主题：“认知、行动与承诺”，彩旗上有红、蓝、黄三色手印，象征着人们已作出认真承诺。据说这三种色彩是西班牙家喻户晓的20世纪建筑大师高迪喜欢的色彩。
　　会议中心内，会议代表熙熙攘攘，不同的文化融汇在一起。扎着许多小辫的非洲妇女、着长袍的穆斯林女性、穿沙丽的印度女士、一身黑衣的修女和嬷嬷、穿露腰装的欧洲姑娘和黄色袈裟的亚洲僧侣，不同肤色、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们，从六大洲涌来。个别人坐在轮椅中，相当削瘦，一脸病容，显然是艾滋已发作，由他人推动轮椅慢慢走过。此外，还有许多佩戴志愿者标志的青年。
　　在北京、香港、青岛等地，我曾与艾滋病人直接接触。在这里又遇到艾滋病人，使我想起我国中英项目办主办的艾滋关怀期刊《携手》的编辑Xi。在奔赴巴塞罗那途中，我多次与中国艾基会（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秘书长许华教授交谈（许教授是“关于同性爱／艾滋病问题的共识和建议”的主要联署人之一，他和艾基会的曾毅会长，几年前就开始大力支持“朋友”项目）。长我10余岁的许教授讲到了我国一些人士参加这次大会被西班牙使馆拒绝签证，甚至遭受诘难的经历。他说，被拒签者中，有我国艾滋防治界权威学者，也有Xi。Xi最终来到巴塞罗那了吗？
　　走出报到大厅，时间已近6点。会议中心门前，是六车道的大街。往往来来的人们，胸前大都佩戴着大会代表的胸牌。忽然，远方的扩音器中传来激昂的讲演声。话声方歇，便是呼喊口号的声音，尖锐的哨音和歌声。声音越来越近。原来，是一支游行队伍来到会议中心。游行队伍前面，簇拥着一群记者。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号手。他们身后，是四个近三米高的化装者。我以为他们像我国民间“踩高跷”艺人相似，仔细注意一下，却大不同。他们是步行者，用身体顶着模拟人像。四个人像，有的一袭黑衣，像是代表保守的教会人士；有的衣冠齐楚，似是代表药厂的商界人士和政界要人。四个化装者，颇有几分“反派”或丑角色彩。紧随他们的，是数百位以欧裔人为主，也有一些非裔人的游行者。游行者中，很多人高举不同语种的标语牌。最常见的英文标语是：“每天有8500人死于艾滋！”“现在就需要治疗！”队伍中口号声此伏彼起。几百人的队伍过后，眼前突然一亮，我看到了两位四五米高的化装者。这两人都着朴实的民族服装。一位是女性，她手中挽着一只篮子，篮中放着麦穗道具；而另一位男性，也是劳动者模样。他们两人的形象与前行的四位化装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位化装者，被许多游行者簇拥着走过――他们不正是代表了人民的形象吗？！
　　（后来，我在巴黎从报纸读到，这一天5000多与会代表在巴塞罗那市内举行了颇具声势的游行）
　　晚6点半，我遭遇了一场意外的“小插曲”。
　　在等候其他同行一起去大会主会场――奥林匹克中心（即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的会场）的时间里，我委托几位同行照看一下自己的提包，以便寻找另外几位同行。不想只在一两分钟后，发现我的提包被盗了（估计是由于这次大会，欧洲有大量窃贼涌到了巴塞罗那）。因为提包内没有重要物品，我未介意。不料五分钟后，提包失而复得。一位便衣警察拿着提包找到了我，进行核实。原来，窃贼得手后尚未走远，就被抓获了。警察留下我和一位同行，极礼貌地询问并认真做笔录，并要求我们作为证人一同去警局。他讲，如果我们不去，那个窃贼在警局就无法即刻处理，会被多关押一夜。在我们再三申明必须立即前往大会主会场后，警察改变了主意，要求我和一位能证实我身份并能与对方沟通的同行第二天早晨务必去警局，以便及时结案。
　　我们乘大型巴士到了主会场外。每个入口处都有警察在“把关”，有的警察还手执对讲机。他们在防备谁呢？这是“9.11”投下的阴影吗？入口处地面上散乱地摆放着一些抗议者曾高举的标语牌，不过可以看到许多颈上挂着哨子的与会代表入场。能容纳数万人的会场里，多数场区已座无虚席。我们到达得较晚，在二楼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找到了空座。空座上都摆放着红色、蓝色或黄色的小手帕和一支小蜡烛。高处望去，人们仍在源源涌入。
　　开幕式由三位分别身着红、蓝、黄色服装的人士主持，似乎是著名的演艺界人士。先是会议主席致词。他强调，现在与向艾滋病宣战之初相比，社会已经有更多的认知和全球的政治意愿。这次大会提供了机会，使对艾滋的认知和政治意愿转变为财政承诺和具有科学性的行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席彼得·皮奥特作了严肃的发言。他强调，艾滋问题是全球性的政治问题；为了遏制艾滋的流行，世界上每年需要100亿美元，这些线，只相当于世界各国4天的军费开支；然而，尽管联合国在大声疾呼，筹集到的资金仅仅是所需款项的1／4。皮奥特批评了未能兑现资金承诺的美国，也批评了那些做出过承诺却不积极行动、不把艾滋严峻流行的真实情况告知国际社会和人民的国家。他批评国际社会在艾滋防治工作中不力，要求政府向人民兑现承诺。他指出，从传染病流行的历史规律看，艾滋仍处于流行的早期。著名的艾滋防治社团、国际艾滋协会主席也作了致词。致词中有对科学界的希望，对歧视的批判，对蔑视人民利益者的抨击和恳切的呼吁。
　　在大会发言中交替穿插了一些文艺节目。一个节目的主角之一是充气的巨大艾滋病毒模型。代表人民的演员们向艾滋病毒进行艰难的斗争，最终战胜了艾滋病毒。表演时，与会代表们也挥舞着手中的小手帕，表示参与和支持。
　　在彼得·皮奥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发言、文艺表演过程中，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人们用掌声表示了发自肺腑的支持。
　　巨型屏幕上的内容变了。不同肤色、性别、年龄、性取向、社会阶层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病人用不同语种在录像中向与会代表们倾诉心声。录像中有的人外表仍然健康，从容地笑着，乐观地面对艾滋；也有的人疾病已至末期，严肃的面容和沉重的语气里却透露出坚定的信念――终有一天，人类将战胜艾滋。是啊，每个人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很多人的生命之火将因为他们的奉献而久久燃烧在人们心中。
　　会场上的照明灯熄灭了。一束强光投注到舞台中央。光束中央，音乐家手中的大提琴奏响了安魂曲。旋律时而舒缓凝重，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凄凉悲怆。乐声中，会场上人人手中的小蜡烛点亮了。上万盏烛光轻轻摇曳，像无限星空。大会在为逝于艾滋的2000多万人默哀。透过自己手中的荧荧烛光，我仿佛看到“抗艾小斗士恩科西”的身影――那有着天使般心灵的南非儿童。小恩科西的母亲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小恩科西出生后就被发现已染上艾滋病毒。母亲遗弃了他，但一位善良的白人妇女收养了他。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多数两岁左右即死亡，少数能活到五六岁。但小恩科西坚强地活了下来！从6岁起，恩科西就成了走上讲坛向大众宣传艾滋的危害性、艾滋不可怕、应当勇于斗争的战士。他的足迹涉及许多地方，他的声音回荡在整个世界。在德班召开的2000年世界艾滋大会上，他是主要发言者之一。面对着用数亿美元购买战机却不肯花数百万美元向艾滋病人提供一些必需药物的南非总统姆贝基，小恩科西代表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的声音似乎是无数挣扎在艾滋死亡线上的穷人的呼声。在他严厉的谴责中，为结束南非种族歧视制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姆贝基惭愧地悄然离开会场。就在那次发言后几个月，13岁的恩科西因艾滋去世。
　　琴声渐渐静寂。无声中，烛泪慢慢滴下，烛光如星光闪烁，人们在哀思又在反思……
　　灯光转明。西班牙的卫生大臣走上讲坛。“尊敬的王室成员，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大屏幕上现出她讲话的英文字幕。这时，仿佛一场飓风席卷整个会场，无数人的尖锐哨音、强烈嘘声、抗议呼喊，完全掩盖了这位女大臣通过麦克风传出的话声。大屏幕上的文字突然消失了，镜头对准了大臣。只见她一脸茫然，张惶四顾。静默了一会儿，她又坚持把那谁也听不见的文稿念了下去。可是，再也不曾出现字幕，只看见她在不断说话却听不到一点话声。
　　数以千计的代表开始退场了，还有大量代表继续在场内对西班牙抗议。我们静坐了近10分钟，情况依旧。于是，我们只好退场。9点了，夕阳已经西沉，西班牙天空仍然像白昼一样明亮。会场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真是巧遇，在离场的人群中我竟然看见了福特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生殖健康项目官员――积极支持“朋友”项目的李文晶女士。闲谈中，我们讲到据说是因为西班牙对艾滋的严重歧视，才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原准备参加这次大会但被西班牙拒绝入境的人们中，甚至包括了非洲某个艾滋严重流行国家的卫生部长）。李文晶女士也讲到Xi。Xi是福特基金会资助参加这次会议的（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他治疗艾滋所需的药费），Xi曾三次申请签证，都被拒绝。实在不得已，李文晶女士直接与西班牙大使馆联系，才使得Xi最终能参加这次大会。
　　在我国，无知、愚昧和偏见使得民众大多对艾滋感染者怀有难以想象的歧视。以我所知的感染者和病人为例。一位农民感染了艾滋，村里把他“得了可怕的传染病”的消息传开。先是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跑了”，再无消息。而后是全村人拒绝了与他的任何往来。他陷入生活困境，只好依靠小偷小摸得到一点食品维生。他极老实，不敢用反抗的方式对待歧视。后来，他的小小偷窃被村民发现，人们把他押送到基层治安部门。治安部门发现他的过失不足以定罪，可他又拒绝离开关押他的房间。于是人们敞开大门，让他“逃走”，既不给他送饮食也不去看望他。三天后，人们去看他是否“逃跑”了，发现他在那个屋门大开的房间里上吊了，早已气绝多时。
　　我曾为一个艾滋病人会诊和确诊。对方是管理人员，因胃部肿瘤和消化道大出血需手术。这家三甲医院里的一个医生术前突然开了“窍”，给他查了抗艾滋病毒，结果阳性。经确证实验和其它检查，证实他患了艾滋。几天内，护士把他患艾滋的消息悄悄告诉与他同住外科病房的室友。病友们惊做“鸟兽散”。护士不愿再给他打针，医生停用了他所有的注射药物，他花了7000多元钱，手术未做，最终被迫离院。在南方某大城市，一位年轻的同性爱朋友曾向我咨询。他因表现优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某部属大学任教。工作不久，他主动去献血，结果被确认已感染艾滋。他所在学校知道此事后，尽管当地艾滋防治机构的负责人尽量努力去做工作，试图帮助他，但学校仍可谓不惜余力地把他驱赶出校园。这位青年来自他乡，几乎伦落到无家可归的困境。所幸的是，一位极善良的同性爱者把他收留到自己家中，直到他又找到工作。四年前，我到该市参加会议，那位青年听说我去了，希望与我见一面。但约见那天，当得知我还要与一些专家、朋友们交流时，他最终担心暴露自己已感染艾滋的“身份”，回避了见面。直到几年后，我又一次到该市出差时，我们才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由于无知、歧视和恐惧，艾滋正在把许多热爱生活的我们的同类驱赶出社会，甚至驱赶出自己的社区，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这类事实在太多了，Xi在一个如此歧视的环境中挺身而出，何等不易！我希望和他交流。与这样一个勇敢挑战世俗的人交流，是一种学习。
　　7月8日。清晨。有腿疾的许华教授陪同我到了指定的警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国家警察。一位警察对照抓获窃贼者的报告，认真地向我们核实了被窃经过和失物的情况。10几分钟后，他把整整一张纸的打印记录又向我详细核实一遍。最后，他除去让我签字外，还专门给我一份拷贝件，他在拷贝件上也签了字并加盖了警局的公章。离开警局前，他一再诚恳地向我们表示谢意，把我们一直送到电梯口。西班牙警方的工作使我想到了某些西方影片。在哪里都有正义和不公。然而，这次特殊经历使我真切感到什么是严谨。
　　大会的每日简讯开始发出。大会今天的发言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发言名为：“直到所有生命都拥有平等的价值”。与会代表们严厉批评了西班牙的歧视行为，强调将来的艾滋大会不能再选择这种国家召开。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辩解说他们总共不过拒绝了100多人的入境签证。会议传递了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例如，会议期间，世界六大制药公司与加勒比海的10几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治疗艾滋药物大幅降价的协定，部分药物价格降至原价的10％。这使我想到，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包括在我国，有关药物的价格肯定也会不断下降。大会发表的科研报告称，由于艾滋严重流行，至2010年，有11个非洲国家人口预期平均寿命将从艾滋大流行前的70岁降至40岁以下。
　　即将有阻止艾滋病毒进入细胞内的新药问世。这一药物与联合疗法（“鸡尾酒疗法”）的结合使用，将大幅度提高对艾滋的疗效。但另一篇报告指出，旧金山接受联合疗法的病人中，1／4病人体内的艾滋病毒对联合疗法产生了抗药性。据报告，西班牙东北地区1994年发现新感染者1500多例，由于开展了“针具交换”工作，2001年发现的新感染者不足500例。在美国，青年男同性爱者仍是艾滋侵袭的主要人群之一。
　　参加大会，晚间是比较轻松的。下午近6点离开会场，但7点半后才能进晚餐。我们利用这段空间，真正走入巴塞罗那。
　　地中海的风，一阵阵轻拂着巴塞罗那。巴士送我们离开会场。走下巴士，抬头望去，是古老的天主教堂。以建筑风格庄重著称的天主教堂钟楼里，钟声荡向天空。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中世纪已远远离去。文艺复兴大潮在15世纪向人类展示了一个平等社会和神权消亡的曙光。但这钟声，仍显示着那产生过无知和愚昧的力量的存在。
　　在巴塞罗那街头，不同肤色――黑色、白色和我们的黄色――的人走过，一个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人以丰富多彩的服装使我看到异彩纷呈的多样性文化的共存。我想起万里之外的祖国，想起五千年东方文化的积淀，璀璨与灰暗在艾滋时代的积淀。我们正在抖去历史沉落在衣襟上的尘埃，走向现代化。重任在肩，我们需要奋战。凌晨2点的巴塞罗那，我在旅馆客房记录着我的感受。这正是青岛早晨8点，那里的人们正匆忙奔走在上班的路上，遥远而又贴近……
　　7月9日。今天，美国卫生部长在发言时，数10位抗议者冲上讲坛，企图阻止他的发言。会场上嘘声、抗议的呼喊声有如鼎沸，完全淹没了他发言的声音。
　　晨。我遇到了一直支持“朋友”项目的国家艾滋防控中心主任沈洁女士。我是在1997年召开的“首届中国艾滋干预研讨会”期间初次见到她的。2001年，在“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期间，我第二次见到她，当时我未认出她来，因为她瘦了许多。这次见面，注意到她的倦意。会议期间，她几次到中国艾基会的展台，和大家简短交流，以表示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在我国，艾滋防治这一大事业，主要由力量相当有限的卫生界“担纲”，以致在《中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明确强调我国的这项工作具有“长期、艰难、复杂”的特点。如今，我国近邻、艾滋一度泛滥成灾的泰国和处在非洲重灾区的乌干达，艾滋防治工作都已大见成效。但我国特定的背景却使得工作举步维艰。应当如何分析和评判这一切？
　　沈洁女士匆匆走过。令我惊异的，与她伴行的是Xi！6月下旬，中国艾协（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在北京举办培训班，邀请我去讲课。报到当日，在中国政府、福特基金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下，Xi和数10位感染艾滋的朋友们，在北京成立了我国首个由多省市艾滋感染者和病人自发组成的自救自助网络“红树林”。
　　Xi是与我国著名的艾滋干预专家吴尊友教授一同抵达巴塞罗那的。Xi告诉我，本来，还有一位我国的艾滋感染者也拟与会，结果被西班牙拒绝了。Xi是青年人。大约8年前，因患血友病长期输血的他，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不得不因此中断了大学学业。2001年首届中国艾滋大会开幕时，Xi曾经发言。
　　Xi削瘦的双颊上，有着清晰的脂溢性皮炎样的红斑――这是疾病常见的皮肤症状。他步态蹒跚，但又走得很快。因工作过劳和旅途的疲惫，他到达巴塞罗那次日就病倒了，因严重头晕和腹痛被送到大会急救中心。略微休息后他感觉好了一些，于是又赶到会场。“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浅海海滩的植物，生命力特别顽强，所以我们用它做为我们网络的名称。”Xi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忙碌工作和来自层层面面的压力。我平素不照像，出门也不携带相机，但还是与Xi合影留念――这是一个勇敢的对生命负责任的青年啊！
　　我看到了1999年香山科学会议上，公开明确宣称支持“朋友”项目的吴尊友教授。当时，他不仅申明自己支持《朋友》，而且大声疾呼，让所有与会学者们一同支持《朋友》。他步履匆匆，在不同的会场间奔忙，积极地获取信息。年龄刚40岁左右的他，头发几乎有1／3已经灰白。记得2001年首届中国艾滋大会见到他时，知道他一年里出差近10个月，常年每天仅睡眠5个多小时，为了艾滋防治在长期透支着自己的生命。我们站在一起讨论了开展对男性性工作者研究的项目。我看到了《朋友》的顾问（中国）艾滋工作网络的张孔来会长。他已年届古稀，每天骑40分钟自行车上班，仍在为艾滋防治奔走。我还看到……我看到我国许多为了艾滋防治在努力搏战的学者，其中不少人是用了大约36个小时赶到巴塞罗那的。长途旅行的极度劳顿，并不能阻碍人们在感受到艾滋危机之时全身投入行动的热情。在祖国，近年来，我与其中不少人曾经对话，注意到许多人与我有同样的想法：虽然我们人单力薄，可我们哪怕只要从艾滋劫难中多救一个人，就是善行。
　　一位位身在异乡的华裔艾滋学者来到在这次艾滋大会上代表中国的窗口――艾基会的展台。他们来自瑞士、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他们和港台专家，还有一些热爱中国的外国学者，一个个来了解中国大陆艾滋流行状况，询问国人正在如何抗击艾滋的挑战。热忱、关切与忧虑交织……(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