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晚饭前，王科长说：“觉得今天家里很空，也很安静。”

我点了点头。

饭后王科长每隔半个小时就往新加坡打一个电话，对方电话总是不在服务区。王科长一直在看表：“贝勒他们按计划是十点半到，出关半个小时够不够？”

我说：“通关和领行李怎么着也得一个小时。”

这期间，贝勒同学杜广宇的妈妈接连打过来几个电话，询问贝勒是否往家里打电话了。

12点15，新加坡的电话终于拨通了，对方说孩子们已经入住酒店，正在洗澡。

过了一会杜广宇的妈妈来电：“杜广宇给家里打电话了，就唠了45秒。”

12点45，终于听到了儿子的声音：“妈妈，我们到了酒店之后，老师让女生排队打电话，叫男生洗澡，有人喊我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没法接。我挺好的，好的，妈妈，再见。”我急忙抢过电话：“儿子！”话机里此时传来的是忙音……

 

第二天

鉴于第一天晚上惨痛的经历，我觉定下班后和王科长去看电影。6点半，当我们急匆匆从不同的方向赶到新玛特影院的时候，6点40、6点50、7点10分的票均已售完，只剩下8点40的了。

只好和王科长逛了一圈商场。

9点贝勒来电：“今天吃的是烤肉，味道不错。妈妈为什么把我的钱放在两个地方？搞的我只换了100新币。”

我把耳朵紧紧贴在电话机上，能听到儿子的声音我已经很知足了。

 

第三天

9点，贝勒来电：“我们晚上去森林动物园了，可好玩了。杜广宇还帮我擦清凉油，但是她给我抹的太多了，有点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