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与菡 录音整理| 田博 图| 杨子



采访对象醉酒坐在对面。不是第一次。苏童喜酒。中午的饭桌上，马原、麦家、更年轻些的葛亮，都在。毫无意外地，他醉了。“昨天我刚轰走一波记者。他们非让我穿他们带来的衣服拍照。你们比较幸运，我喝了酒，人会变得慈祥。”他说自己的醉态。

苏童 知名作家。1983 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入围奥斯卡金像奖提名。新近出版长篇小说《黄雀记》。




李清照的《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苏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诗词老师将这一段讲得特别出彩。一位男老师，声情并茂地讲，在课堂上不胜凉风的娇羞。听 b vcb 完课，苏童就在“白兰地”的酒味里，直奔“薄醉”。“脚步像是踩在棉花上，另外有几个同学便来扶我。嘴里快乐地喊‘薄醉了’，‘薄醉了’⋯⋯”苏童说，自己只是“薄醉了”。

“薄醉”已经少有了。年复一年的人生，年复一年的酒，喝起来的滋味大不同。当年美妙的滋味现在已经很难拾。自那一次喝酒，时光过去30 年。什么样的红酒，产地在哪里，现在的苏童一尝便知。30 年里，喝酒像一门功夫，被他练得炉火纯青。到了这个地步，他又开始渐渐怕酒。说怕也不确切，偶尔地，在心境良好情绪饱满时，还是有点馋，但怕酒桌上的“亡命之徒”。

他还嗜烟，喜欢抽“南京”和“芙蓉王”。手指和齿缝，留下处处烟痕。他在《米》中写这个东西时，用了“火燎烤过的烟痕”，“那条没有褪尽的烟痕”这样的语言。

电影是远房亲戚
一杯茶，一根烟，看书，写作，下地做农活，间或出席公众活动或者来一场自己的旅行。大多数时间，他的写作生活节奏闲散。三四年写一部长篇，2009 年出版了《河岸》，描述青春的烦恼和历史的荒诞。今年的新作是《黄雀记》，写少年的际遇和爱情。

晚上看球，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中午十一点前不要指望他接任何电话⋯⋯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一天喝40 杯咖啡，为了保持清醒头脑，打鸡血般地写作。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佩索拉曾把生命喻作一次伟大的失眠。他说，扯淡。“我昨天不慈祥，主要是没睡好。”他睡眠质量糟糕，每天靠安眠药入睡，如果再让他早起，隔夜的安眠药总能在他脸上发挥出“正能量”。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章子怡是单元评委，他和余华则是一档节目的搭档主持。在戛纳，有人将他认作张艺谋。他也被问及，身为作品被改拍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茉莉花开》等电影的原作家，从巩俐到章子怡，这些中国一线女明星里，他觉得哪位的智商
最出众。

“如果智商不高，能混到一线吗？”他回答。还有一个问题：接下来，最期待哪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心目中最理想的导演是谁？“当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最好不要向别人多提问题，应该多问问老公‘今天你给我吃什么’。”这也是他的回答。

在戛纳，贾樟柯给了他和余华两张票，俩人兴冲冲地去了戛纳电影宫，准备看看《天注定》，却被现场挡了下来。戛纳电影宫必须正装入场，他们一看就是闲散游客。只好打道回府。

他对电影总是维持着这种若即若离。“作家跟电影的关系经常会容易走进误区。电影是这么好的事情，它是否存在一种暗示，或者神秘的牵引力呢？”一不小心，写作会向电影靠拢。从《大红灯笼高高挂》拿到数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起，他对这个事情就很
清醒。

他把电影视作远房亲戚。他理解中的“远房亲戚”，有一个走动得很勤、很密，但同时另一个不来往了，这都是正常状态。不管走不走动，既然是远房亲戚，那血缘联系依然存在。

他现在住在南京郊区。隔三差五接到未知来电，跟他聊作品的影视改编。这样的电话并不少，然后，不了了之。小说《刺青时代》是2004 年出版后就决定改拍的作品，导演是贾樟柯。近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没有
拍，但他和贾樟柯没有放弃，未来可能拍。

长篇是情结
他曾是“先锋派”的代表。和余华、格非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三驾马车”。从先锋文学崛起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先锋”依然是个美好的词，但已经离他非常遥远，变得模糊起来。

另一位“ 先锋派” 带头大哥马原说“小说已死”。他说，当年被认作“先锋”是1987 年和1988 年内，他留下了极具实验性的文本。“那是一种破坏秩序的心态。这是最原始的动机，这个动机无所谓好坏。”所以关于先不先锋和小说到底死没死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对他而言是小说到底应该怎么写。

“先锋”首先不是作家或作品的需要，而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就像每一个时代，都会对固有传统说“ 不”，然后再去试图营造一个新传统。这种营造对时代而言，同时也形成一个市场。“但恐怕我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舍弃某种文学的立场”，他所认为的“先锋”是自己内心发生了一场革命，这种革命自写完《妻妾成群》起，一直在延续。

《桑园留念》、《纸上的美女》、《大气压力》相继发表时，遭到一位同事的狠批。“你的小说并不稀奇，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是存心让人看不懂吗？不如写一本天书。”同事很奇怪， 从来没有在他的小说里头读到一个故事，从来没有看到他塑造过一个形象，
为什么要读他的东西？他当时听进去了。

到了《妻妾成群》，人物有了，故事也有了，尽管这并不是“先锋”所需要的东西，但前进和先锋与写作本身有什么关系？他“非常老实”地退到了传统小说。

近十年，苏童只写长篇。他特别有“长篇情结”，似乎此生不写长篇，就无法交待作家这份职业或生活。《河岸》是一个当今时代的故事，不似先前作品，往往将时代背景都虚化处理。2002 年出版的《蛇为什么会飞》是一个没有时代的故事。早期的《我的帝王生涯》更是极端，无关任何朝代的痕迹，总之就是一个古代的故事，有可能是500 年前，也有可能是1000 年前。《河岸》里，他开始刻意地写一个现代的故事。

追寻内心的生活
“时代无论多么改变，人性的内容不会改变，与生俱来的人性世界里，爱、恨、家国，不会因为科技发达而改变。比如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这个爱一直都没有差异。”写《河岸》的时候，他却非常想颠覆自己的固有理念。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到底有什么关系？《河岸》的时代性和人物形象开始清晰。《河岸》并不讨喜。苏童还能不能写的质疑扑面而来。《河岸》的新书签售会上，他一度紧张，半开玩笑，现在不比以前了，不红了，不知会不会有人来？

他自言“不是一个狂妄的人”，却是一个固执的人。自小在江南长大，《河岸》完成了他写河流的夙愿。他一直在躲避有压力的写作，所以作品的时代背景都被虚化。以前都是“性情之作”，任性地写。《河岸》的故事取材“文革”，少年作主角。不管姿态好不好，他打算郑重其事地接住这种压力。他喜读海明威、博尔赫斯和塞林格，而自己写了三十年，时代出来了，人物也才出来。

《黄雀记》更是如此。他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描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巴尔扎克曾说，一部小说就是一部私人的民族史。《黄雀记》对他的意义恰在于此。十年前，他曾说，文学理想是在50 岁写出自己最好的长篇小说。《黄雀记》是他送给自己50 岁的生日礼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这两部小说恰好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黄雀记》的脉络和精神取向。”这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喜爱的文学大家和对文学本身的致敬。

对苏童而言，文学的话题在青春期已经聊透了，青年时的叙说和写作冲动转化为一种更职业化的操守。不算严格地，每天写作四五个小时，这是他与文学之间唯一的勾连。“有写作习惯的人会比别人多出一种生活，除了忙碌的工作、应酬、房租，还会有内心的生活。”写作之时，他割裂自己然后接受质疑。写作之外， 他寡言少语，兼具数种“好男人”不会有的生活恶习。两者之间，他唯一对抗的是不要让“平庸”成为毒菌，浸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