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高调监督却为何问题依旧
(2014-01-20 17: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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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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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人代会分组审议财政预算报告,省财政厅副厅长叶梅芬参加广州团1组审议,有代表拿着财报仔细“挑刺”,连连追问。“看财政预算报告像看天书一样”,“我在报告里面找不到你说的话,这个应该写出来”……昨天的代表审议预算报告,不少火药味,代表们很较真,以至于财政厅副厅长叶梅芬两度欲离场,都被穷追不舍的代表留住追问。(《新快报》1月19日报道)
也许是叶副厅长并非故意逃避代表的追问,也许现场气氛未必真的很紧张,但是代表们不问出个所以然不肯罢休的认真态度,在当前各级人大代表中,确实还是比较缺少的。仔细回想起来,近年来人大代表令人扬眉吐气的高调监督,大多来自广东。“敢为天下先”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早在几年前就有过把当地官员问得浑身冒汗的质询场面。《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六章,对人大代表通过向政府部门询问、质询行使监督权,有着明文规定。但从2007年1月1日监督法生效至今,真正的激烈质询,似乎只在广东发生过。
但是,我们在为广东人大代表敢言敢问而鼓掌的同时,同样无法忽略另外一个严峻现实:人大代表几年来的高调监督,并没有带来令人鼓舞的实效,有些早被提出多次的问题,当地政府直到现在也没有实质性改变。比如预算报告像“天书”这样的事,几年前就不断有人大代表提意见,可是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从常识来分析,无论怎么监督也改不了的事,就肯定不是技术问题,而一定是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弊端,使预算报告只能成为让人看不懂的“天书”。
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弊端到底是什么?其实叶梅芬副厅长在回答代表提问时,已经有了一定的提示。“省人大审查预算草案时,各地预算不一定都完成编制和审查,因此这是一个代编预算,数据本身就有出入。”这话说白了就是:人大审查的只是一个草案,真正的预算与人大审查的草案之间,数据有出入是正常的。回答的虽然冠冕堂皇,但是人们的疑虑也随之增大:人大的审查,为什么只能在草案上兜圈子?为什么不能等到预算编制完成之后再审查?退一步说,就算人大只能审查草案,那审查后的草案,对此后的预算实际编制还有没有约束作用?二者的数据出入有没有法定幅度?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范,那人大岂不还是一个“像皮图章”?
广东人大代表的监督态度,当为各地人大代表效仿。而广东人大代表之所以敢言敢问,与当地人文生态的相对开明、权力制约中各自的角色意识较强密切相关。在对政府预算的审议中,人大代表、人大组织的责任感不用多说,而作为政府代表,叶梅芬副厅长尽管被穷追猛打般追问,但还没有忘记致谢代表。这样的意识,也说明当地政府明白自己“接受监督才算本分”。而这样的角色意识,当前在一些基层社会,尚没有形成事实上的共识。
人大代表高调监督却为何问题依旧?说来说去,还是改革的深度、广度、力度还无法适应人大监督的需要。如果财政预算只有干巴巴的几组数字,既缺少百分比之类的相对数,也缺少结构性细目,人大代表怎么能看的懂?可是历来习惯于“用变化冲击计划”现行的体制和机制,能够支撑细到这个程度吗?
也许是叶副厅长并非故意逃避代表的追问,也许现场气氛未必真的很紧张,但是代表们不问出个所以然不肯罢休的认真态度,在当前各级人大代表中,确实还是比较缺少的。仔细回想起来,近年来人大代表令人扬眉吐气的高调监督,大多来自广东。“敢为天下先”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早在几年前就有过把当地官员问得浑身冒汗的质询场面。《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六章,对人大代表通过向政府部门询问、质询行使监督权,有着明文规定。但从2007年1月1日监督法生效至今,真正的激烈质询,似乎只在广东发生过。
但是,我们在为广东人大代表敢言敢问而鼓掌的同时,同样无法忽略另外一个严峻现实:人大代表几年来的高调监督,并没有带来令人鼓舞的实效,有些早被提出多次的问题,当地政府直到现在也没有实质性改变。比如预算报告像“天书”这样的事,几年前就不断有人大代表提意见,可是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从常识来分析,无论怎么监督也改不了的事,就肯定不是技术问题,而一定是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弊端,使预算报告只能成为让人看不懂的“天书”。
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弊端到底是什么?其实叶梅芬副厅长在回答代表提问时,已经有了一定的提示。“省人大审查预算草案时,各地预算不一定都完成编制和审查,因此这是一个代编预算,数据本身就有出入。”这话说白了就是:人大审查的只是一个草案,真正的预算与人大审查的草案之间,数据有出入是正常的。回答的虽然冠冕堂皇,但是人们的疑虑也随之增大:人大的审查,为什么只能在草案上兜圈子?为什么不能等到预算编制完成之后再审查?退一步说,就算人大只能审查草案,那审查后的草案,对此后的预算实际编制还有没有约束作用?二者的数据出入有没有法定幅度?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范,那人大岂不还是一个“像皮图章”?
广东人大代表的监督态度,当为各地人大代表效仿。而广东人大代表之所以敢言敢问,与当地人文生态的相对开明、权力制约中各自的角色意识较强密切相关。在对政府预算的审议中,人大代表、人大组织的责任感不用多说,而作为政府代表,叶梅芬副厅长尽管被穷追猛打般追问,但还没有忘记致谢代表。这样的意识,也说明当地政府明白自己“接受监督才算本分”。而这样的角色意识,当前在一些基层社会,尚没有形成事实上的共识。
人大代表高调监督却为何问题依旧?说来说去,还是改革的深度、广度、力度还无法适应人大监督的需要。如果财政预算只有干巴巴的几组数字,既缺少百分比之类的相对数,也缺少结构性细目,人大代表怎么能看的懂?可是历来习惯于“用变化冲击计划”现行的体制和机制,能够支撑细到这个程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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