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深州农村信用联社一份核销贷款文件里，有43名健在的活人被列为“死亡”，其中包括深州市副市长魏志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朋等。另有15人“失踪”。58人涉及贷款额约250万元。据介绍，这些贷款的核销，都提供有死亡证明等相应材料。活人怎么开出的死亡证明？当地公安机关称从未开具，信用社则称绝不敢伪造。（《新京报》4月8日报道）

类似的奇闻，其实早在2006年就发生过，同为河北省的黄骅县某银行，在剥离不良贷款中，将一批仍然健在的贷款人编造为“死亡且无偿还能力”，从而达到列为损失类贷款的目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由此可见，起码在河北，为了核销呆账、减少不良贷款率而让借贷人“死亡”的事，既非始自今日，也早已不是个例。

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梁凤信说：“贷款核销信息是我们的内部机密文件，泄露出去是我们最大的失误。”但现在的问题是，内部机密文件出现了让活人死亡的“乌龙”现象，如果只靠内部自查，此事极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按内部潜规则拖至自生自灭。因此，如果外力不能介入调查，此事显然又要被导入“包住疮疤、腐败依旧”的旧路上。

而据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监事长田立权称，一般意义上的核销，是内部账面上的处理，“账销案存”，信用社与贷款人间的法律借贷关系还存在，一旦贷款人具备了还款能力，还会积极追讨。如果我们把田监事长的话换个说法，那就是“虽然将贷款列入了核销，但不等于不用归还”。但就算是信用社在理论上还有追讨权，把活着的贷款人列入“死亡”，不就等于告诉世人，信用社已没有追讨的意愿了吗？再从死亡证明的真假来说，在公安局不认可曾经开出的情况下，信用社又如何自证清白？如果说不清楚，“内部机密文件”还要继续机密下去吗？

作为银行，定期做出一些制度性列损，这本不奇怪。但是上述“列损”，却实在骇人听闻。按说，银行信贷要制度有制度，要程序有程序。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制度也好，程序也罢，人人标榜的照章办事，却有着巨大的“含金量”差别。被动的、表面的、敷衍的“照章办事”，与主动的、深入的、认真的“照章办事”， 其中的弹性空间，往往大得不可思议，结局天攘之别。经办者“手松手紧”就可以左右制度的力度，说明当前银行资金流转制度的腐败空间还很大，“防范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之类的老生常谈，还是大有必要真正放在心上，抓出成效的。

小小的乡镇信用社，数百万元的银行贷款，就可以轻易通过让活人“死亡”的方式列损，信用社负责人享受权力的同时，又该承担什么义务呢？如果制度规定，由审批者来承担贷款损夫额的一定比率，他还敢如此潇洒地签字吗？在刚性的制度与执行的“变通”之间，很多漏洞都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只有让“坏账问责”来的更猛烈一些，才有可能让被动的、表面的、敷衍的“照章办事”同样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