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来新加坡求学，“陪读妈妈”已逐渐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新加坡近7000名陪读妈妈，其中2/3来自中国。但是中国“陪读妈妈”的形象在本地人眼里非常差，常常和按摩女、第三者、站街女郎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极具争议性，这让一些想“清者自清”的陪读妈妈非常尴尬。（《环球时报》7月3日报道）

        读罢报道，笔者的第一感觉，就是对这些“陪读妈妈”的陪读行为百般不解：有几万十几万的投入，在国内就不能上一所像样的学校了吗？更何况，以小学、中学的年龄出国留学，实在没必要；更何况，成才的路也不是只有读书这一条。为什么非要远涉重洋，到国外受这份洋罪呢？太不理智，太盲目了……

        细想之下，陪读妈妈的尴尬，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中介牵进了一个难有尽头的“投资圈”——已经交给了中介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民币的中介费，抵新后已所剩无几而陷入经济困境。再加上新加坡生活消费高，没有足够的储蓄支持，很难长期支撑一应费用。其实，风险何止这些，被中介欺骗而进入名不符实的学校、因语言障碍跟不上班而进退两难，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们。不理智也好，盲目也罢，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更何况这样的选择并不违法。如果深入地剖析他们的心理，其实也不难发现，不少家长并非不知道留学、陪读的未来风险，但是“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借此在外国就业，进而融入当地的社会”的普遍心态，又让他们甘于付出一切，甘冒这样的风险。

        母爱与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交互作用，成就了蔚为壮观的“陪读现象”。而实现陪读者的梦想，我以为不应该只靠公民自己独闯天下来完成，帮助他们实现希望，同样也应该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家长们选择让孩子到国外留学，固然有一定的“崇洋”心理，但换个角度看，更多还是中国的教育品种远没有达到公众的选择需求。比如，政府为什么不能引入国外教育机构到国内开办分校，实行跨国式教育呢？这岂不是既能改变我国教育品种相对单一的问题，又可促进教育竞争，更能使众多家长满足“涉洋教育”需求、从而不用出国陪读吗？笔者以为，做出这样的政策调整，远比那些“告诫”、“提醒”要有用、实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