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采访乔友林教授，最好晚上8点以后打他办公室电话。

   乔是中国医科院肿瘤所教授，这些年在癌症流行病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他的学生廖兴东说，老板只要不出差，晚8点以后通常会去办公室，工作至深夜一、两点，然后第二天照常上班。乔教授的生活中，很少有娱乐休闲的时刻。

   星期天，我从晚10点起给他办公室电话，持续占线，11点多时果然找到了他。

   乔教授或许视超负荷工作为责任和乐趣。但这大概既累了他，也苦了他夫人。

   我当然没有乔教授那么拼命，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工作狂。

   周一晚上去中科院研究生院给科学传播专业的研究生们“讲课”。一位女生问我，是不是工作和生活分不开啊？

   这个问题击中了我的要害。

   还有一个男生问我，过去一个星期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过去一个星期？

   第一日，交弗洛伊德稿；

   第二日，改弗洛伊德稿，为宫颈癌疫苗稿准备资料；

   第三及第四日，继续做宫颈癌疫苗的homework；

   第五及第六日，采访宫颈癌及疫苗会议。

   第七日，追加采访，写宫颈癌疫苗稿。

   还好，中间有两次喘息的机会。

   其一是孟京辉执导的实验话剧《镜花水月》。该剧源自西川的诗歌。西川说，观众看了以后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而这正是生活的状态。我从剧中感觉到culture revolution的烙印，但这或许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解构，孟京辉并没有那么深远的立意。

   其二是“超弦之音——琴迷爱因斯坦”科学讲座及演奏会。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家Brian Foster系上围裙，摆弄面筛和意大利面条，来阐述超弦理论。80年生的小提琴家Jack Liebeck则放下那把昂贵的1785年意大利Guadanini名琴，做起了助手，甚是有趣。后来，两位忘年交同拉一曲，我听不明白，却也不由得神往起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与小提琴家朋友合奏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