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学观（文/李守力）2009-2-4 12: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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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只是儒学吗？不是。

 

那么，国学到底是什么呢？

 

国，指的是中国；

 

中，指的是中华；

 

中华，指的是崇尚中道的华胥族的子孙们；

 

华胥族是燧人族的一支，燧人族是会使用火的人类祖先，火，离卦，主文明。

 

华胥有一儿一女，伏羲和女娲。

 

华胥，又名华夏。胥，夏也。

 

伏羲和女娲是华夏之祖。

 

所以自伏羲开始的中华民族的经典学说都是国学。

 

国学复兴，不只是复兴先秦诸子的精华，而是承其前启其后，先秦诸子之前为河图先天八卦连山易归藏易周易文化，先秦之后为经学纬学（正如古人所说：“经明其义，纬陈其数；经穷其理，纬究其象，纬之于经，相得日彰”），随着纬学的衰落，佛教大兴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宗教，佛法更是成为智慧之巅峰，为新时代社会意识的更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国学系统树图：

 

伏羲（河图、先天八卦、重叠64卦）——神农（连山易）——黄帝（归藏易）——唐虞——夏禹（洛书，连山易）——商汤（归藏易）——周朝（周易，佛舍利落户华夏)——秦始皇（华夏文明断代）——汉朝（经学与纬学）——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兴）——隋朝（纬学灭）——唐朝（文化复兴，佛教完成了本土化，儒道佛共荣）——宋朝（欧阳修疑古派之始，文化已走下坡路）——元明清（抢救纬学，回光返照）——民国（西学兴）

 

所以国学是：易学、儒学、道学、佛学。

 

易学：我不想当一个易学考据家。我想学习易经，先天易，连山易。先天易连山易是国学之源。先天易连山易是归藏易和周易的母体。周易的产生标志着理性时代的开始，先人右脑思维能力开始衰落，先天时代彻底结束，后天时代开始了，所以历史上把周易的作者文王姬昌创立的八卦叫后天八卦。

 

儒学：我不想当一个儒学家，我想做一个学儒者。我只是借鉴文史家的考古成果，绝不在竹简上下功夫，而是在身心实践上下功夫。儒学无需复兴，儒学论文多的是，儒学与学儒是两回事！写那么多论文，不从身心做起，客观上是在糟蹋儒学，因为儒者人之需也，在做，不在说！实践儒学，从《弟子规》开始！结束于《弟子规》，至于《大学》《中庸》，现在人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道学：我不想当道学家，我想修道。中国历史上道教衰落，这只是表象，道教把易学、医学、术数学留在世间，成为大众化的科学，道教是这样衰落的。道家与道教无为而治啊！道教岂衰落乎？

 

佛学：我绝不做佛学家，我只学佛，跟佛菩萨学习。佛陀说，学佛必须先学小乘打基础，在中国，儒与道成为大乘佛法的基础，所以学易学儒学道是为了学佛。

 

 

 

以上，即是我的国学观。

 

 

 

以下是我对国学的细说，即《国学语录精粹》一书序文原稿：

 

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很多。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图书典籍浩如烟海，短时间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谈何容易？

 

做这样一本语录体的图书，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快捷的途径，让读者迅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从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择其关键，从大量的典籍中，取其精华，希望能达到“以一斑窥全豹，以一叶知其秋”的效果。

 

在这些闪耀着智慧火花的圣贤语录中，以思想家的言论为主体。从老子到魏源，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变过程。诸子百家，道、儒、墨、法、兵、阴阳等，加之后来的佛家，乃至理学家，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学说各有其长、各有所短、各有其用，如赵蕤的《长短经》所云：“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众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壮丽画面。

 

    令人最为惊奇的是：在中国诸子百家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这是全人类进行共同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期”）。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斯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斯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波斯的精神鼻祖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有多种说法，据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这个年龄对照表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同样是开天劈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约好了，要在那个时候一起呈现人类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数百年的轴心期时代，人类至今赖以自我意识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从此，“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现代西方文明起源于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恰是对古希腊文明的回归。奥运会也是起源于希腊文化。所以只有不断的回归，才有文化的整合，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西方如是，东方亦然。儒学自先秦形成以来，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三个较大的改造和变化：第一次是在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儒学与阴阳学的结合；第二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在儒学与老庄哲学的结合而为玄学。魏晋时代，从整个时代精神来讲，可以称之为“人性的自觉”的时代。魏晋玄学，第一次将个体人格摆到最为重要的地位，体现出的是一种重个性的、审美的人生价值追求，和自由的、适性的、唯美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判断。第三次则是宋明时期，主要表现为儒学与佛学的结合，形成具有思辨特色的理学。

 

    大多数人受历史教科书影响，以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所以把专制思想认为是儒家的产物。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以严酷之法家统治天下，传至第二代即亡国。汉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初期六十年以道家无为治国，至汉武帝开始，开始以儒家治国直至清朝共两千年。毛泽东说：“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也认为中国统治者实际上奉行“外儒内法”。文化宣传全是儒家，政治权术兼用法家，历史上那些治世名臣一般是儒法并用的大家，重于儒则忠，重于法则奸。道家自汉武帝时退出政治舞台后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理论支柱，同时也不断对儒家的发展起到了输血的作用。

 

    所以封建社会时期的儒家已非儒家的本色。儒家实为周礼，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恢复周礼，周朝享祚八百年，秉承自黄帝尧舜禹汤历史传统，崇尚“协和万邦”（《尚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周朝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教科书上说的“奴隶制”，而是真正的封建制度，这与马克思论述的西方封建制度完全不同，与秦汉至清朝的仿封建制度也不同。周代的分封包括赐姓、胙土、命氏（即国号，如鲁国），以此建诸侯国，整个周朝最多的时候据说有八百多个诸侯国。封建诸侯必须依赖宗法制度的健全，落实家庭的人伦之道，推至家国，依礼而行，政通人和。教育则教民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任恤，孝为六行之首）、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儒家经典以《礼记.大学》“三纲领”和“八条目”为宗旨。何谓三纲领？就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何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根本信条。这是自夏朝开始，经商朝、周朝一共1800年的提炼形成的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世界宗教议会1993年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也指出：“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由此可见，儒家的重视家庭伦理在现代社会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倡，正是儒家在当代的新面貌（古《尚书》称：协和万邦）。

 

 

 

 

    这次编写的《国学精粹》收集了历代贤明帝王和睿智良臣的部分语录，这里以大唐为例做一发挥。

 

说起盛唐，不能不提起隋代的大思想家王通（文中子）、唐太宗李世民、大臣魏征，以及女皇帝武则天。

 

王通上承孔孟，下接韩愈以达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尤其是他的弟子友人中，名人甚多，陈叔达、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大雅、杜如晦等，不少人成为唐初名臣。王通学说的影响与盛唐不无关系，尤其是王通提出的“三教合一”理论，为盛唐文化再次出现“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被称为“千古一帝”，他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与名臣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交相呼应，成为历史上君臣同心治国的典范。

 

被李白评为“七圣”之一的女皇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不一般。她掌理朝政近半个世纪，知人善任，容人纳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还留下一部《臣轨》，把为臣之道分析得精辟、透彻。至于如何在官场中建功立业、游刃有余而立于不败之道，清代的曾国藩无疑是个集大成者。（李世民与武则天二人皇权的获得皆不符合儒家道统，可见仿封建时期“外儒内法”的特征）

 

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支，是中国人在天地、阴阳、平衡理论框架下，独创出来的医疗术。无论是张仲景的“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还是华佗的“天地有阴阳五行，人有血脉五脏”，无论是葛洪的“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还是孙思邈的“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无不体现着中医的“整体观”。在经历了数千年来的实践检验和经验总结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份遗产，不仅仅是曾经对世界医疗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科学的理论下传承中医、发展中医、创新中医，继续为全人类做贡献；中医到底是文化还是科学？中医和西医是什么关系？中医是按照自己独有的理论继续发展还是与西医结合走科学的道路？这都要求我们的中医研究者和实践者们对我们的中医理论做深入的研究，包括了解中医的历史和历代中医名家。《历代传世中医名家语录》，辑录了扁鹊、张仲景、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朱丹溪、李时珍等名家的言论，可从中多学学养生治病的知识，了解中医的发展脉搏，对中医未来的把握也多一点参考依据。

 

说起道家，我们自然会想起老庄，但要说起道教，就不得不提到张天师等这些真人。这些真人，坚信通过“炼丹”可以“成仙得道”，并付诸于实践，因其理论的“玄虚性”很难让大众接受，所以后人们对这些真人的存在以及事迹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以至于这些道家真人变成了“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了。本书中所辑录的张天师、陈抟老祖、吕洞宾、王重阳、丘处机、张三丰等真人，就是那些传说中或者武侠中的人物，而从正史上的记载看，历史上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实有其言。他们都做过什么，写过什么，说过什么，他们为什么选择“出世”而不“入世”呢？他们那些“炼丹”、“成仙得道”的理论深奥而虚幻，但也不能完全用宗教信仰来解释，“依法而行”可视为“内学”实践的一部分。尤其是以这种“出世”之心而“入世”，对于修身养性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这里有必要再说一说陶弘景，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道学家、佛学家，还是在野的政治家（“山中宰相”之称实源于陶弘景），他写了一本书，从唐朝藏入敦煌石室迄今已经失传近1300年，这本书揭开了张仲景经典药方的秘密。这本书就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本书是现今为止唯一记载《汤液经法》内容的医学文献，提出了五脏辩证的提纲，本书不仅在《伤寒论》与《汤液经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根据我的研究发现依据该书还可以创建崭新的《疑难疾病命理组方学》（此研究将是我这几年攻关的重点，这将是人类攻克疑难疾病的里程碑，此外还有《人文科学之象数原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可算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典巨著。研究发现：现行的中医理论只占原始中医理论的三分之一。这几乎又揭开了中医衰落的主要原因。原始中医理论也许是人类科学文化中最完美的医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以伟大，是因为她把道家理论、阴阳五行理论与中医中药理论有机结合的结果。

 

 

 

佛家学说，自从印度传入中土后，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这与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不无关系。佛家学说与中国的道家很相近，除了作为“内学”、“出世法”之外，是否可以治国，争议很大，因此受到主流儒学的抵制。最先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隋代思想家王通，以及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差不多都认为佛家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加以反对。到元代，佛家出身的名相耶律楚材，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对佛家的学说是否能治国、如何治国做了明确的回答。

 

所以佛家要想在中国生根立足，非要和代表中国主流的儒道文化结合不可，这就成为禅宗产生的根源。六祖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立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禅宗佛学的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这是佛学与中国文化的一次充分的融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也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外来的佛教自从与儒家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佛教禅宗后，儒家自宋朝开始又从禅宗吸取营养滋补自身，于是理学产生。但理学属于抽象的哲学体系，于是渐渐脱离民众。道教由于其自身“法不传六耳”的局限也逐渐衰落。佛教于是成为中国宗教的主体。中国的《大藏经》成为不仅于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宏大的思想文化宝库。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在9世纪左右开始衰落，12世纪佛教消失，印度700多年无佛教，所以佛教并不是印度的主流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甚至超过了道教。既然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毫无疑问是西方文化，所以佛教理所当然属于国学。

 

 

 

近代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大都有极深厚的佛学修养。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重要人物：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既是朋友，又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大声疾呼，锐意进取，要求改革自强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著述和功业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光是提倡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虔诚的佛教徒。林则徐曾手书《金刚经》等五种经咒，题作“行舆日课”，随身携带。龚自珍自称“震旦佛弟子”，魏源则受了菩萨戒。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晚清思想巨人都是佛学大家。“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梁启超语）。 清末的杨文会（仁山）大居士曾是曾国藩的幕府，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学者渐敬信之。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梁启超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梁启超说：“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

 

康有为说：“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他苦心构筑的大同世界理论，实为佛家西方极乐世界在人世的投影。他在《大同书成题词》诗里说：“人道只求乐，天心唯有仁。先除诸苦法，渐见太平春。——生花界，人人现佛身。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在这里，“天心唯有仁”的儒家学说与佛家人人平等、皆有佛性的教义统统与现代新思潮奇妙地统一到了一起，构成一套完整的社会平等自由观念。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生死关头表现出那样一种超人的气概，固然是维新志士献身事业伟大人格的表现，但追根求源，其中未尝没有受佛教影响而超然于生死的成份。谁都知道，在当年那班志士中，感情最丰富、最激烈、而对佛教又最虔诚、沉迷最深的，就是谭嗣同。可以说，那一代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佛教意识和佛教文化的参与下构成的。

 

章太炎亦好法相宗，有著述。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阵地，《民报》一共出了26 期，章太炎发表政论文章49篇，专讲佛教的有11篇，所谓以佛声作民声。章太炎说：“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而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梁漱溟也是佛学大家。

 

那么佛教这一出世法能否用于入世呢？为什么延续千年的寺庙比比皆是，而传承百年的企业却不多见？在佛教里，有戒定慧三学，戒为根本，戒就是法律，佛门中任何人包括佛教领袖也与僧人一样遵守戒律，佛门领导定期改选。你也许不知道世界上的四大金融融资方式起源于佛教，现在很火的买彩票，拍卖，社会公益基金（佛门称合会），当铺。这四个东西都是由佛教在宋代所创立的。佛教为什么会创立这个？就是佛教自身要寻求发展，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历史上佛教寺院僧众多达5000至1万人）。佛教里有民主，有法治，有高级的金融融资方式，怪不得那么多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佛教情有独钟！

 

 

 

在中国古代，文、史、政历来不分，很多大文学家，又是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甚至是军事家，比如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远比作为政治家的他更为出色。所以，帝王未必只说治国，谋略家未必不说修身，本书的分类是以人物为中心，我们分类的标准，主要视其在某方面的成就和留下的典籍综合而定，所以交叉在所难免。

 

我们这次编写《国学精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未必如愿。任何优势本身就是劣势，本书名为语录，每一条均节选自原章句的只言片语，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要拘泥于一句两句名言、语录，译文仅作为参考，最好多对照一下原文。

 

当然，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章句毕竟是少数，有些历来有争议的句子，现在也在争议中，没有定论。如果想搞清楚这些争议，那就要去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们这本书，能达到了解概貌的作用，吾心足矣。

 

本书的语录，大多取材于史实和原著，每条语录后面均有注明，无戏说成分，亦可作为专家、学者研究传统文化的参考资料。但因为原文的收录者不同，加之编者阅读量有限，出处未列出全部，如有不当，恳求斧正，感激不尽。

 

总之，我等浅薄，错误难免，万望诸子先贤见谅，也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我当诚心接受，以期修正。

 

 

                                                 

 

                                                 2008年8月19日 李守力 于青州星运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