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解读（文：李守力）

 

 

【提要】

《论语·述而篇》：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释读《述而篇》孔子“五十以学《易》”章的关键是“五十”与“大过”，只有结合孔子的人生历程与学《易》的经过，才能彻底弄明白《述而篇》“五十以学《易》”章。

一、孔子一生有两次机会接触到《易象》，第一次是五十岁以后，可惜错过了。第二次是晚年68岁以后，孔子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倾其全部心血学习《易象》，传承《易传》。

二、“五十以学《易》”意为：五十岁以后学《易》。

三、“大过”是引用《周易》大过卦，主要指孔子“堕三都”失败去鲁，周游列国十四年其志不遂。

 

 

 

【解读】

《论语·述而篇》：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说：

《论语·述而篇》所载孔子自言“五十以学《易》”等语，是孔子同《周易》一书直接有关的明证。虽有作“亦”的异文，实乃晚起（注：“易”、“亦”两字在上古音韵部并不相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到东汉，锡部、铎部之字才开始押韵），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我们探讨《周易》与孔子的关系时，可以放心地引用《述而》这一章，不必顾虑种种异说的干扰。

释读《述而篇》孔子“五十以学《易》”章的关键是“五十”与“大过”，只有结合孔子的人生历程与学《易》的经过，才能彻底弄明白《述而篇》“五十以学《易》”章。

 

一、孔子一生有两次机会接触到《易象》，第一次是五十岁以后，可惜错过了。第二次是晚年68岁以后，孔子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倾其全部心血学习《易象》，传承《易传》。

《左传·鲁昭公二年》：

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从《左传》《国语》筮例看，《周易》古经当时已被各诸侯国所应用，故李学勤先生指出：“《周易》经文当时为列国所俱有，韩起没有必要到鲁大史处观览，也不会为之赞叹。……我们还要注意到，《左》《国》屡次提到《周易》，有的全称《周易》，有的简称为《易》，绝没有称之为《易象》的。由此可见，把《易象》说成《周易》并不合适。”由于孔子“述而不作”，故《易传》只是孔子所编辑，很可能《彖传》《象传》的内容就属于《易象》，因为《彖传》、《象传》都是通过“观象”解析《周易》经文的，而且从其内容可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如三千年前的西周中方鼎（中作父乙方鼎）铭文中的剥之比卦与其铭文内容契合无间，剥卦、比卦《大象传》“上以厚下安宅”、“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正好反映了武王以德分封诸侯的情景（见剥卦解读：三千年前的中方鼎《周易》筮例）。

《易象》是文王、周公演《周易》的核心秘本（观象系辞、益卦演德，穷理尽性），《易象》不传诸侯，只藏于周王室与鲁大史氏。

《周易》即《周易》古经卦爻辞，其直接作用是卜筮。《周易》以其卜筮之用流传诸侯，为《三易》共用的《说卦传》资料附于《周易》之后，作卜筮取象之用。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孔子晚年68岁归鲁以后学《易》的追悔之言，为什么说“五十以学《易》”呢？因为孔子51岁出仕为中都宰，52岁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这时候的孔子因身居高官是有条件接触《易象》秘笈的，但孔子因公务繁忙，一心想着削弱三桓、堕三都，而无暇顾及《易象》一书了。

《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帛书《要》篇：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

细读《史记·孔子世家》之叙事顺序：孔子在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55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68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于是序《书》删《诗》，定正礼乐，随后才记“孔子晚而喜《易》”之事。此孔子68岁以后研《易》之明证。

孔子早年当然学过《易》，不过那是公布于世的《周易》古经，不是《易象》秘本，归鲁以后的年近70岁的孔子当得到了《易象》之后，终于发现了《周易》的密义，孔子后悔早年五十岁左右担任鲁国大司寇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到鲁大史氏研习《易象》（五十以学《易》），致使“堕三都”失败，被迫周游列国十四年（此谓之一生之“大过”），“假我数年”或“加我数年”皆追悔之言，晚年的孔子于是废寝忘食地研究《易象》，“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周易》一书时刻不离身，体现了孔子求悟《易象》的迫切之情和补过之意。为了让后人知道《周易》的真谛，孔子晚年把《易象》和学习体会整理为《易传》即《十翼》，《易象》是《十翼》的原始材料。

 

 

二、“五十以学《易》”意为：五十岁以后学《易》。

（一）介绍关于“五十以学《易》”几种异读：

1.“五十以学《易》”，言学《易》需要从五十岁开始：

何晏《论语集解》：“《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也。

宋代邢昺《论语注疏》“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

以上都是顺着何晏的思路推想的。针对以上说法，清代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幼习六艺，便当学《易》，何况五十？”崔适《论语足徵记》“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年耶？”毛奇龄和崔适十分尖锐地指出了其异读上的自相矛盾。自《史记·孔子世家》到帛书《易传》，孔子晚年（68岁以后）“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废寝忘食地研究《周易·易象》，可见“年五十以学《易》”是追悔之言。

 

2.“五十以学《易》”，言或五年、或十年学习《周易》：

清代龚元玠《十三经客难》云：“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按照他的想法，如用现代标点，就成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说，这是改变章文的断读。这个读法颇为奇怪，既然说了“数年”，怎么会再说“五、十”呢？所以龚说恐怕是不可信的。

 

3.《印光法师文钞》复某居士书：“孔子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或五或十之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

印光法师此处引用孔子学易并非是考证之言，而是借此阐述“寡过一事，虽圣人尚须努力”的道理，故不可以做考证“五十以学《易》”的权威证据。

愚以为：说孔子行年七十岁学《易》是正确的，但对“五十”作“或五或十”章文的断读是不妥的。孔子“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如何能说“尚欲天假或五或十之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说“大过”早年尚可许（削弱三桓、“堕三都”失败，周游列国十四年而不得志），若言孔子七十岁尚有“大过”，圣人如是乎？“大过”必是追悔之言也！

 

（二）吕绍纲、廖名春关于“五十以学《易》”的解读：

 

吕绍纲先生说：“孔子在垂老之年发这番学《易》恨晚的感慨，意谓如果让我年轻几岁，五十岁开始学《易》，就可以不犯大过错了。既有自谦之意，也是赞扬《周易》之词。”（吕绍刚《周易阐微》）

廖名春先生说：“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只要我从五十岁时就像现在学《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帛书《周易》论集：帛书《要》与《论语》“五十以学”章）

经过以上的对比论证，“五十以学《易》”意为：五十岁以后学《易》。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说“五十以学《易》”，而不说“四十岁”或“六十岁”呢？因为孔子在五十岁以后至五十四岁曾任鲁国中都宰、大司寇，以至“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孔子这时具备了观览《易象》秘笈的条件，但是他没来得及去阅读。

 

 

三、“大过”是引用《周易》大过卦，主要指孔子“堕三都”失败去鲁，周游列国十四年其志不遂。

以下简介孔子51岁到73岁从出仕到困厄的历史：

51岁：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　

52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等土地。 　　

53岁：公元前499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 　　

54岁：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

55岁：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地，遇公叔氏叛卫，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　　

59岁：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孔子由鲁至卫。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60岁：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 　

63岁：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

《说苑·杂言》载：

孔子遭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孔子曰：“……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肴，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周易》困卦：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按：“陈蔡之困”使孔子想到《周易》的困卦，困卦卦辞“有言不信”，借此说自己的言论不被人接受，《彖》曰“尚口乃穷也”，自己说的哪怕再有道理，人都不相信。所谓“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大象》“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即“困之为道，从寒之暖，暖之及寒也。”亦即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义。

68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子贡在鲁国。 　　

69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

72岁：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闻卫国政变，预感到子路有生命危险。子路果然被害。孔子十分难过。冬，子服景伯前往齐国，子贡为介。故帛书《易传·要篇》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发生在孔子 68岁到72岁之间的五年间。　　

73岁：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

 

《中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意思就是：射不中鹄，不是鹄的问题，应该反过来检查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孟子·离娄上》：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意思就是：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诗经》说：“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

归鲁后的孔子当然会对自己从51岁到68岁从出仕到困厄的历史做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总结，他得出的结论就是：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说：

很多学者指出，“假我数年”章“可以无大过矣”句的“大过”，是借用《周易》卦名。这和长沙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要篇》孔子引用《巽》卦“史巫”成语相似……。

孔子在帛书《要篇》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周易》巽卦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孔子用其语。《系辞传》“天下同归而殊途”，此处“同途而殊归”语似而相反。

孔子既然于《述而篇》言“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句的“大过”，显然是借用《周易》卦名。

《周易》大过卦：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在孔子眼里，其“大过”是什么呢？首先开始于54岁“堕三都”之事的失败，孔子55岁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没有一位诸侯真心任用他，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时人讥之“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亦自嘲：“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大过卦辞“栋桡”，即栋梁遭遇曲折，大过《大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这不可不谓之“大过”。

孔子遭遇“陈蔡之困”只是感慨“有言不信”，“君子以致命遂志”，这时的孔子还对时世抱有期望，因为困卦虽有上互坎、下坎的双重险难，但连互泽火革、风火家人，还有光明（离）的垂象。当孔子归鲁最终不被重用，孔子治世的理想彻底破灭了，是为“大过”，故《大象》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大过连互夬卦，《大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对于居德的孔子恰是大忌。困卦是孔子对自己遭遇“陈蔡之困”的阶段性总结，而大过卦则是对自己一生最终的总结。

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 年，时孔子12岁）春，晋侯派韩起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是《周易》密义的秘笈，只有在周王室和鲁大史氏有收藏，韩宣子来此“观书”不可能看很长时间（估计最多一个时辰），就看到了“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的奥秘，如果孔子51岁到53岁担任鲁国大夫时抽出哪怕一点点时间（孔子的智商当比韩宣子高很多），也会看到“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的奥秘，孔子晚年的最后几年终于看到了《易象》，方知《周易》本身自有无限的德义，于是追悔莫及：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晚年的孔子希望上天多给他几年时间研究《周易》，《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追悔过去之言，“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是展望未来之言。上天满足了孔子的心愿，孔子“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说明孔子确已证悟了《周易》与《易象》之“性与天道”。

晚年的孔子把《周易》之学作为“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最高学问，《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山东省图书馆对易籍总量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据历代书目统计，见于著录的民国以前的易籍总数约为6000种；1990年以前出版或成书的现存易籍为2810种（实际存世量还应高于此数）。研究《周易》的著作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在前仆后继地探索《易象》“性与天道”的真谛，圣人把大道浓缩于《周易》的卦符与系辞中，等待后人去破译她，破译多少，就表明对大道的证悟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