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老百姓急了就会告状。在老百姓眼中，经都是好的，可惜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遇到问题，他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告状。告状的途径可以是衙门口击鼓喊冤，也可以是领导视察路途的拦轿哭诉。一级不成，再上一级。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总会碰到清官。清官听罢，怒火中烧，击鼓升堂，开刀问斩。问题迎刃而解决，杯具立马成为传诵千古的喜剧的口头示范文本，比如铡美案。于是皆大欢喜，乡绅百姓送清官大红锦旗以示感恩戴德之心情。

    几千年中国文明，留给老百姓的观念中最深刻的只有三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和交皇粮。前两条涉及刑法和经济法，后一条涉及政府管理。交皇粮就是要维持政府衙门存在和有效运转。所以衙门就要管事，官吏就要干活。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官而不办，就可以告你丫的。

    显然这种农民简单纯朴的人治模式离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在相当多人心目中，为追求法制精神，告衙状和领导批示的方法将影响法治社会的推进，玷污法制社会的纯洁性。况且，越级告状也会干扰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因而各级政府都相继采取了一些控制越级告诉的措施，希望越级告诉者走法律渠道或在基层解决问题。

    该问题的纠结之处在于：一、是否现已颁布和实行的法律足以应对目前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二、是否现有司法行政管理制度能有效保证公民行使和主张权益；三，是否现有政府部门可以公平有效解决出现的争议和分歧；四、是否现有官员具备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足以使以上矛盾激化者有正向解决问题的想法；五，是否现有政府职能和执法水平能足以应付以上问题引发的局部或整体事件。

    我们假设政府的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谢天谢地，政府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应想到全心全意为儿女们任劳任怨服务的爹妈并不能使儿女们欢天喜地；全心全意为爹娘服务的儿女也并不能使爹妈不生一根白发不长一丝皱纹没有半点忧伤和烦恼。即便政府再万能，也不可能不让老百姓觉得委屈。

    全面和谐到一个杂音也没有的想法是乌托邦的。目前似乎还找不到这样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及相适应的官员队伍，这么说，一点都不开玩笑。

    杜绝越级告诉，是堵而不疏。当杜绝越级告诉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时，各地封堵措施的层层加码使公民宪法赋予的权利被粗暴剥夺。由此将产生新的矛盾和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在解决越级告诉问题上的躲闪腾挪并不能使问题消失。

    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故事是，某京城为官者收到老家一封信，诉说邻居侵占了其房屋四边地。该官员回信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两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让。但让而又让，以至无法再让呢。

    假定那一让再让者叫个胡尚芳。胡尚芳是个地道农民，因与邻居就宅基地问题有些龌龊，去找村书记评理。村书记忙得很，没好气骂了几句。胡尚芳很生气，觉得村支书偏袒，就到镇上告村书记。镇上也没什么好脸给看，胡尚芳继续生气，接着到县里。县里的同志工作也很忙，可能也没弄懂啥意思，给打发回来了。胡尚芳又到市里，市里同志更忙，可能更不明白胡尚芳要干吗，就通知县里带人回去。县里得知胡尚芳竟然到市里乱讲，态度就不好，具体承办的同志言语或动作就有可能不大干净。胡尚芳开始怒火中烧。我们可以想像，因一些小龌龊而引发以上问题的那个邻居，可能冷嘲热讽，指桑骂槐；村书记可能说你告去吧，有能耐你告到中央。胡尚芳没有选择，直接就走向了省里或中央。因为一些在我们看来很鸡毛蒜皮的小事，胡尚芳开始了长途奔波。然后就有可能被收容，被遣返，被不公正。也就有可能走上极端。

    最后结果可能是生活中一句话引起的矛盾，在胡尚芳不断告诉过程中逐步升级演变，最终成为某媒体一句新闻。

    我们可能会指责胡尚芳没有正确人生观，缺乏对生活的信念或更严厉批评胡尚芳是个法盲，没有用正确方法解决问题。但如前所述，中国国情如此，几亿农民相信总有说理的地方，总有清官，对他们来讲，寻找清官是解决问题的全部或者说是唯一途径，访你是信任你，寻你是依靠你。他们人生和社会的脚本其实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对很多朴实厚道没见过什么大场面的人来说，遇到问题，要的就是说法，一个好的说法让他们心服口服，一个不好的说法让他们气愤难耐。在道理面前别的事情都可以忽略不计。

    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能从骨子里体会胡尚芳的酸甜苦辣。那些被我们理解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构成了一个农民人生的全部。我们无法要求一个农民也把这些事情看成小事，因为他的生活中除此之外谁还赋予其更大的事情呢？

    同时，一个农民的身份原罪，使他在逐级告状过程中感受了太多太多的屈辱和辛酸。倘在一个城市人，早就气炸了肺。对农民生活方式和处理问题方法的指责，往往带有某种优越感和歧视心理。

    因为要一个说法而逐级告状者，在全部尚芳中占有多少比例，我无法枉下结论，但不管多少，至此为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尚芳们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型尚芳，一种是制度型尚芳。

    制度型尚芳主要是因为案由与现有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条例等存在空白或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理解和执行上的歧义有关。因而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在缺乏相应法律和规章制度依据前提下无法作为。这种无法作为带给尚芳们的是由漫长等待而来的失望、不满和愤怒，以至于失去理智。

    由于政府是这种制度缺陷的责任方，那么如果出现因法律缺失或制度缺陷造成难以判断和执行的案例，作为法律和法规以及行政管理等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国家政府，理所当然地应承担相应责任。在制度型尚芳案例中，应给予当事人尽可能的补偿和安慰，制度型尚芳考验的是政府的决策机制，即出现制度问题后各部门是否能以不损害当事人利益为前提原则先解决问题，然后组织有关部门就此制度漏洞调研总结出台相应法律法规，迅速补丁。

    而在现实中，不管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法院，当出现制度缺陷时，往往作为政府或法律代言人的有关部门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以不会被领导和社会质疑行为做事。因而胳膊肘子往里拐，损害当事人权益。

    和制度型尚芳案件的无法作为不同的是，技术型尚芳案例往往是不作为或逆向作为。不作为是不搭理尚芳们的要一个说法的诉求；或者直接简单要下级处理而下级脱开事件本身只处理越级上告问题，即逆向作为，从而导致矛盾激化，问题升级。

    在此过程中，由于操作问题而导致技术型尚芳演变为制度型尚芳，而制度型尚芳也有可能演变为技术型尚芳，以致于出现第三种类型，即混合型尚芳。

    混合型尚芳在逐级告诉过程中，已被愤怒和不满挤压得失去耐心和理智，即便排上队也很可能见不上领导和经办人。更难在有关部门短暂的约谈过程中把问题说清楚。

    尚芳们要的是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家庭的温暖，朋友的理解，宗教的感化，民间社团的融入，政府的谈话，都是这个心理疗程的一部分。而这其中一些环节的缺失，往往使愤怒得不到宣泄，诉求不能被理解，问题逐步升级，矛盾全部集中到政府身上。而现实社会中大部分政府官员人文关怀精神的寡淡也往往使一些本可避免的杯具立刻现演。

    秋菊打官司要的就是一个说法。为了一个说法而陷入死胡同，是目前越级告诉者的普遍问题。

    任何社会都有秋菊。一个社会的良性状态是大部分秋菊是原生态的，在自然的圈子里自生自灭。即便一部分成为制度或技术型秋菊，也很少成为混合型秋菊。或者说，很少因技术或制度原因培养出众多的反对者。而一个缺乏和解诚意和解决问题办法的社会，将催生大量秋菊。

    秋菊是可以传染和传播的。秋菊的苦涩在网络时代倍数放大效应作用下快速传递，在人们普通同情心前提下急速升温，在人们多少经历过的伤害酵母下快速发酵，失望和愤怒的种子随风飘扬。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气候中会迅速漫延开来。

    秋菊就是这样练成的。

    任何社会在转型期都会碰到以上问题，完善的法治框架、积极的政府管理、有效的媒体监督、宽松的社会氛围、小康的生活水平是前提；伟大的政治家和执政党的政治智慧是手段，在前提和手段充要条件下，逐步解决问题才有可能。

    但是我们无法等待每一个条件都具备才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日积月累，社会冲突渐起，更容易引发越级告状。越级告诉者对清官的期待值也会日渐增高，在越级上告过程中的被遣返和不公正对待，往往激发其寻找清官的更强烈冲动。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最后难以收拾。

    当然，我们能理解问题的复杂性。

    因为越级告诉中，有合理合法的，有合理不合法的，有合法不合理的，有不合理不合法的；而政府管理过程中，有合理合法的，有合理不合法的，有合法不合理的，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只是这种几情况的排列组合，就不定生出多少变数来。

    但不管怎样，逐步解决，应有可能前进，拖着不解决，只能坐等失控。由于越级告状者严重影响地方政绩，因而从登记销号到盯人送人，都已渐成一条龙专业化服务。如果说越级告诉影响中国国际形象，那么造成这种一条龙的根本原因才是丢人现眼的事情。

    一个遍地秋菊的社会，可以顺势涂抹出和谐的画面。但一个和谐的社会不应该河蟹掉秋菊，不管这些秋菊是如何不长眼不合时宜地去越级告状。

    用这许多话讲如此简单的道理，连老陈都快秋菊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