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帚自珍是文人通病。但凡写过点儿狗屁文章的人，都讨厌别人乱改乱删。北宋杨亿曾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他为皇上草拟圣旨，经常被当政官员删改。杨亿愤愤不平，一直是将稿子上被涂抹的地方用浓墨再涂一层，且画成鞋底的模样。别人问何故，杨亿说这是“他人的脚印”。

    写文章的人不得不经常遭遇别人的鞋底，踏着别人的脚印前进。

我有一篇文章批评（也就是瞎议论而已）西安的规划，说倘若那费尽心机保护下来的城墙，只是变成一些机关大院、高级写字楼的围墙，不看也罢。编辑大人就把西安变成了××，这一××，就通篇××，让人一头雾水，简直弄不明白陈不我这厮在说什么。

某次，应一家报约稿，回忆那“火热的战斗青春”，既然是青春，就写了点躁动或者说骚动。那时候还没发明□□□□下删多少字这种说法，编辑大笔一删几百字有血有肉的文字不翼而飞，战斗的青春变成了呆头呆脑被阉了的猪。后来我同编辑就有些口舌，最后只好把这永远发育不良的猪牵回去，在抽屉里躺下拉倒。

    我在外地讲课，偶尔提到北京市的城市交通，就有点刹不住车，信口开河批评起来，中间用了老百姓的一句顺口溜，叫“北京人民好好干，努力把北京市建成北京县”，回京后不久，收到邀请方寄来的内部资料，是讲话的记录稿。演讲题目下有一行小字，叫“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我就乘机审阅了一下，发现那句话变成了“××人民好好干，努力把××市建成××县”。

    有一位执着的编辑，硬删我文中“大笑失色”四个字，理由是大惊失色是成语，大笑不可能失色。我没有办法，只好大笑，把他老人家吓了一跳。

    在屡屡遭遇阉割的这个时间段，我正在一家杂志社做总编辑。虽然我劝说自己要向金庸先生《天龙八部》中那个在遭受暴力劫持下被连破荤戒、酒戒、色戒、杀戒却仍要做一优秀和尚的虚竹同志学习，但手中的笔却不听使唤胡涂乱抹，经常把一篇篇来稿杀得人仰马翻。

    难得胡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