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过世》

大晴天。午前见网上消息：“海外网1月23日电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台湾知名作家林清玄去世，终年65岁。”“林清玄的医生、血液疾病专家陈耀昌23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内容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本名李瑞月的作家季季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哎哎，显然走得嫌早了些。拿出书柜里《纯粹的声音（初编）》，翻看了里面二零零零年我对林清玄的访谈实录。

（2019/01/23）

林清玄  散文家。1953年出生于台湾高雄旗山镇。毕业于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电影技术科。曾任《中国时报》《工商时报》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现专事写作。

著有《莲花开落》《冷月钟笛》《温一壶月光下酒》《鸳鸯香炉》《迷路的云》《金色印象》等作品集百余种，作品遍获台湾诸种文学大奖。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林清玄访谈录

袁晓庆 

十来年前就对林清玄有了印象。现在想来，并非着意于他的文笔，而是一张照片：头冠斗笠，身肩蓑衣般的雨披，林清玄趟水而行。农民模样的台湾作家林清玄就此给了我们最初的记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在旧书摊陆续拾得多本林清玄的散文集子。浅显的文字随机的感思透明的温情高妙的悟理，在流水行云的见闻中，作家林清玄气清神玄的创造性才情走进我们的文学天地。

访得林清玄让我们颇感意外，当然有他来到我们居住的小城这个意外在先。2000年10月16日下午，林清玄在江苏省泰州中学的演讲之前，我们和他见了面：疏散的一肩披发，疏朗的一张笑脸，鸭舌帽一摘，透亮亮一头光顶，活脱脱一副异禀。 

袁晓庆：好多人都说你的名字起得挺好，林清玄……

林清玄：这名字是我的本名。我家兄弟姐妹很多，有十八个。按照排行，我是第十二。哥姐们出生以后，都有了好名字，等到生我的时候，爸爸已经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了。我出生的时候有点奇怪，别的小孩到这个世界都是哭着来，听说我是没有哭降临这个世界，所以父亲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林清奇，“清”是排辈，“奇”是奇怪的意思。然后去报户口，搞户籍的人问为什么要起这个“奇”？我爸爸就说这个小孩出生时没有哭，很是奇怪，所以给他取这个名字。搞户籍的人正好在看一本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武功很高的人叫清玄道长，他就说，你何不把他起作林清玄？“玄”又好写，意境又好，我爸爸一看果然不错，就取了这个名字。所以我这个名字是搞户籍的人起的。

袁晓庆：可以说现在是散文的盛世，有点文化的人都可以挥洒几笔，在铺天盖地的散文中，你的散文却独树一帜，保持了一种大俗大雅的姿态。

林清玄：如果我们把写文章定成满分是一百分，写散文写到六十分，我想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到；如果要写到八十分，大概除了努力之外，是要有一些聪慧的；如果要写到八十分以上，那可能必须有很强的意志跟思想。我觉得我的作品之所以会跟别人不同，我想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作品不只是感情的，同时也是观点的、思想跟境界的。所以这里面不只是努力地写作或者聪慧的问题，而是因为我自己建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的系统。

袁晓庆：台湾有不少散文作家在大陆有着比较大的读者群，但与你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为什么你的散文赢得了更多普通读者的喜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林清玄：我想我的散文跟一般的散文有一些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的散文是以思想为主的，也可以说基本上我不止是一个作家，应该说是一个思想家。我在提倡的思想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讲，就是说要寻找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然后希望人都能更深刻地体会情感，然后可以过更美好的生活，其实我的散文追求的就是这个。透过文学的一些方法跟观点，然后使人建立起对人生比较深刻，或者比较广大的那种见解。可能是因为这样，使我的散文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吧。

我的散文在大陆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超乎我的想像。我本来只想说，我的作品会被接受或者会受欢迎，因为凡是好作品我想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会受欢迎的，像我的作品也翻成法文、日文、英文的，所以这还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大陆的年轻人会那么热烈地喜欢我的作品。这次来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四次到大陆来，我每次来都呆很长时间，大概有一个月，然后都在各地巡回演讲。见到很多年轻的朋友，我觉得蛮开心的，开心的是我的思想跟我的文学在这里也可以得到大家的喜爱。

袁晓庆：你作品的语言有着温柔敦厚的东方色彩，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与你所在的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光大有关系吧？

林清玄：我想有密切的关系。我的成长环境大概跟在大陆成长的人一样，都是接受中国文化的洗礼，包括儒家、道家这些思想，我们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大概也是中国传统里面的东西，这些传统里面的东西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影响。我觉得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样一直下来，到明清的小说，有两个很重要的传统，一个就是它的文字非常的浅白，第二个就是这些了不起的文学家，他们都在生活里面不断地提升，去进入那个美的境界。我的作品看起来其实蛮简单的，我想就是受到这种用最浅显的方法表达深刻思想的影响，另外就是不断地在生活里面去提升，去追求更美的境界。

袁晓庆：哪些作家对你产生过影响呢？

林清玄：历史上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比如有李白、苏东坡、白居易，现代的作家，像沈从文、丰子恺，丰子恺我比较注意他朴素深刻和慈悲的胸怀。还有其他很多作家，在历史上了不起的作家大概都对我有一些影响。

袁晓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当一个作家的？

林清玄：我从小对文字就特别有感觉，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我们乡下书很少，每次读到一本书我都非常激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可以感动人的东西，我就想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写书。第二可能是天生因缘的关系。我觉得文字是亲切而又神秘的东西，小时候我曾把家里挂在墙上的农历历书背得滚瓜烂熟，上面写着今天的日子好不好，什么时候应该耕种啊等等，我发现即使是这样的历书，里面也充满了农人美好的心灵和美好的文字。所以从小我就立志长大后要当作家。

记得那次我把自己当作家的理想告诉父亲，父亲却眉头一皱，问作家是干什么的，我得意地说，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写一点字寄出去，人家就会把钱寄回来。父亲勃然大怒，当场给了我一巴掌，“你在妄想啊，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父亲转身出去，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他一脚跨在大门外，一脚还在大门里面，突然回头对我说：“这个世界真有那么好的事，我自己就先去干了。”父亲固然不理解我，但是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而且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乡下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了，我经常在河边沉思，坐在山顶上看日出。在乡下，实在很少有我这样喜欢孤独的小孩。

袁晓庆：你认为当一个作家有哪些基本要求？

林清玄：当作家要有两个基本的特质，一就是对这个世界要有好奇心，永远用新奇的眼光去看世界；二是要保持小孩子的那种天真，也就是常人所说的“玩童的心理”。这些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造力的大小。

袁晓庆：对你的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林清玄：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是我母亲。母亲虽然不识什么字，但她有着非常细腻温柔的性格，有着淳朴的对人生的独到看法。我记得小时候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家里没什么桌子，我只能趴在主厅里的供桌上写。母亲问我整天在写东西，到底是在写辛酸的呢，还是写趣味的？我就老老实实地说，辛酸的写一点，趣味的也写一点。母亲就说趣味的你要多写一点，跟别人分享；辛酸的留着晚上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哭泣就行了。因为人生已经够艰苦了，人家愿意来读你的文章，是希望从你的文章里得到安慰，得到启示，得到提升。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种写作习惯，在纸上写了两三行觉得不好，基本的动作就是揉成一团“叭”地丢进垃圾桶。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诧异地发现昨晚丢到垃圾桶里的稿纸全被捡出来，用熨斗烫过，平整地放在桌子上。我大吃一惊，像这种“无聊”的事情一定又是母亲做的。母亲来到我的书房说，你抬头看看窗外的那棵龙眼树，你要知道，你所写的每一张稿纸、每一本书，都是由树木做成的，所以你写文章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你每写坏一张纸，就要砍掉一些树枝，你的书那么畅销，你每写一本书，就要砍掉一整片树林。母亲说，如果你写的文章的价值不能超过窗外的树木，你就不要写它了，不然这树木就白白地牺牲了。可以说母亲的朴素语言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母亲的教诲后来影响了我的写作。

袁晓庆：你对佛学的兴趣源于什么时候？

林清玄：我在年轻的时代，其实跟一般的年轻人一样，渴望追求人生的成功，那时候我对成功的认识，大概就是成为一个有名的，有钱的，有影响力的，有社会地位的，普遍被别人认同跟肯定的人，这样的人是成功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地追求成功。到我三十岁的时候，其实以世俗的标准来看，我已经成功了。我是台湾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的一级主管，我主编一个一百五十万份的报纸，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得过所有的台湾重要的文学奖了，反正没有得到的也不是那么重要的，然后大家都认为我是成功了，可当时我的感觉是最好的文章我还没有写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成功并没有带给我更大的喜悦和快乐，反而变得更忙碌，更混乱。人生就是这样子吗？这给我产生一个很大的思考。有一天我在等着看报纸大样的时候，读到一本书，这本书是印度哲学的书，叫做《奥义书》，《奥义书》里面有两句话就给我很大的影响。第一句话说，一个人到了三十岁，要把全部的时间用来觉悟，第二句它说，一个人到了三十岁如果没有把全部时间用来觉悟，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道路。那一年我正好三十一岁，我就很震撼了，怎么会有这样的讲法？什么叫觉悟？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会这样写，因为那时候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九岁，三十岁已经是很晚年了。这两句话给我很深刻的反省，就是什么是觉悟？我要不要觉悟？后来我慢慢地知道，佛教讲觉悟讲得最好，觉悟的意思就是学习来看见自己的心。哇，太好了，我一定要学习看见自己的心。因为这个因缘，我就进入了佛教的世界，不久之后我就辞掉了所有的工作，然后开始非常专心地去学习觉悟，所以从那之后我的作品有了很大的改变。

袁晓庆：在普通人眼里“禅”是很深奥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禅？

林清玄：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我们把禅这个字拆开，左边是表示的“示”，右边是单纯的“单”，所以禅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讲就是单纯的表示，单纯的意念，单纯的心，就好像这一刻我们坐在这里，心里如果很单纯，那这一刻其实就处在一个禅的状态，如果我们在寺庙里面磕头礼拜，心里是很混乱的，那即使在寺庙里面，也没有禅的存在。所以禅左边有一个表示的示，是因为禅是存在于你的心里，还不是存在于你的环境。所以当我们讲到禅的时候，其实是在讲怎么样把生活里面的那种混乱、污浊，或者烦恼的状态回归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纯净的、很统一的状态。

袁晓庆：在你的文学创作中，佛性散文占了很大的比重，每篇都像是在讲述“禅的故事”，把深奥的道理和浅显的事情糅到了一起，有种宏扬佛法的感觉，楼肇明先生说你这种散文风格是对散文的“创造性贡献”。

林清玄：当我听到别人说我作品里面有佛教的色彩，我心里是蛮高兴的，因为我确实在我的作品里面，有意识地希望讲述一些佛教的思想跟佛教的一些境界，不过其中比较容易被误解的就是一般人提到佛教，或者提到禅的时候，常常会受到某种限制，有人会认为佛教是消极的，然后禅大概就是躲在深山里面。其实我的作品基本上不是这样子的，我所讲的佛教，最重要的只是说，你要在人生里面保持觉悟的态度，留一只眼睛看自己。另外一个禅的观念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单纯的心来生活，所以我把佛教和禅宗里面的这两个特质放在我的作品里，一个就是觉悟，一个就是单纯。其实我的作品里面有宗教的情怀、宗教的思想，但它不是为了宗教的形式而存在的，它也不是宗教家的态度，它是作家受到宗教影响后对生活的态度。

袁晓庆：你的散文有着浓厚的感性成份，但又具有较重的理性思维，这种理性思维是否由你作品的佛性背景而决定的？

林清玄：我觉得我的散文是出入于感性跟理性之间的，当然这跟我的思想有关，也跟我写作的方法有关。像我在写作之前，基本上是非常感性的，也可以说我的生活是非常感性的，我觉得这种感性就好像农夫种的一大片果园，他非常努力地去灌溉、施肥，照顾他的水果，可是等到水果采收的时候，这个农夫是非常理性的，他一定会采那个熟的水果，而不会因为这个水果的形状特别就把它采收。那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会等到我的作品思想跟题材成熟以后，才去写它，所以在完成作品的那个时刻，我是非常理性的。所以前半段是感性的，后半段是理性的，而这种理性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我的作品被维持在一个非常宁静的、高远的，或者空灵的状态，那这个是透过非常理性而创造出来的。

袁晓庆：一个宗教布道者跟一个像你这样的作家，你认为谁对大众承载的责任更大？

林清玄：说到底基本上我是一个作家，那我觉得作家本身就有非常高的价值，这种价值是超过我们的想像的。比如说我这一次到大陆旅行，曾经到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岳阳楼，然后去武汉去了黄鹤楼。岳阳楼有一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黄鹤楼有崔灏写的诗《登黄鹤楼》，这一首诗很短，刻在黄鹤楼的石碑上，范仲淹的文章也很短，刻在岳阳楼的楼中间。我站在这两篇诗文面前，很为感动，如果这两篇动人的诗文不存在，黄鹤楼跟岳阳楼不会被保存到现在。这两篇诗文经过了那么长的时空，影响了或者感动了无数的人，这种感动的力量，在我的感觉上远超过政治、经济跟社会对人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本身就有非常高的价值，作家对这个世界的感动或者影响，是在他的作品里面的，可能在短时间里面是看不出来的，不过长时间地看，就会让我们看到感动的部分。

袁晓庆：文学大体上是人的心情的一种宣泄，你的作品是否也可以这么说呢？

林清玄：我想不能说是宣泄，而是说流露吧，是我的内在思想的流露。我觉得这种流露有时候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你很想要表达，你很想要跟别人分享，只是每个人透过不同的方式，有的人透过音乐，有的人透过绘画，有的人透过语言，我只是透过作品。

袁晓庆：在你的作品里，常常能看到理解与宽容这类博大的东西，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文章的作者不是四十多岁，而是经历久远时空的老者。你对作品之外的自己是如何评价的？

林清玄：我认为一个人会有智慧，基本上跟他的年龄无关。我们会看到很多很愚蠢的老人，也会看到很聪慧的孩子。如果可以察觉到这一点，大概我们会以作品为主，而不会想说这本书是八十岁的人写的，八十岁写出很笨的东西的也有很多。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作品就蛮不错的，所以年龄不能作为论断的标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擅长。关于我的性格，我从小到现在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天真的纯真的状态，还有一点点顽童的性格，所以我可以在这个世界常常保持一个不同的眼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或者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境界。

袁晓庆：每天都写作吗？

林清玄：几乎。除非像在旅行的时候太忙、太累。

袁晓庆：你的散文篇幅都比较短，一天能写多少？

林清玄：我平均每天大概写三四千字，所以一个月大概可以写一本书，我总共写过的书有一百一十四部，在台湾是数量很多了，可惜在大陆介绍出版的作品并不太多，到目前为止在大陆出版过二十几册的文集，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把更多的东西带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袁晓庆：已经出了一百多本书，你有没有那种重复自己的感觉？

林清玄：我想，当一个人陷入重复自己的状态，是因为他的思想的范围比较狭窄。比如说我们简单地讲，如果一个作家在思考的时候，只想一篇文章，他就很容易重复自己了，如果你在思考的时候，是想一本书，那可能很快你也要重复自己，那我在思想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系统，就是说，我可能同时写十部书，都是完全不同地同时往前推展。因为思考的层面比较多元跟广大，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的书都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有创见的，大概我很少有重复自己的东西。

袁晓庆：现在是不是你最佳的写作状态呢？

林清玄：每一天都是我的最佳状态。

袁晓庆：那你写作的动力从哪儿来？

林清玄：我写作的动力简单地讲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不断地通过写作整理自己的思想，去触及内在更深刻的部分；第二个就是我希望通过写作，创造一些更美好的境界，来跟更多的人分享。这两个应该说是我的写作的最大的动力。

袁晓庆：目前正在写的是什么书？

林清玄：目前正在写的作品是《每天数一颗星星》，它由三百六十五个动人的故事组成，现在已经写到第五本。我有三个孩子，这些故事是我每天给他们讲的。它们很有启发性，充满爱和情感追求。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想想怎样用更美的心情引导孩子成长。我以后会多为孩子写一点书。

袁晓庆：你认为外表比较普通的人，他的心地是否会更加地细腻呢，比如你？

林清玄：我自己有一个座右铭，就是平常不平凡，单纯不简单。你可以做一个平常的人，但是你要有一个很不平凡的内在心灵跟思想，你的内心很单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跟容易的事情。我常常觉得欣慰的就是，因为我不是靠外表来吸引读者，我希望读者更重视我的思想，还有更重视我的内在的东西。我想外表比较平凡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会越来越看到你的好处，越来越看到你的内涵，越来越看到你的广大，如果你的外表很出众，而你的内在很平凡，那慢慢地就是别人会越来越看到你的贫乏，越来越看到你的粗糙。当然，这是一种人的造化。

袁晓庆：对大陆的散文作家，像余秋雨、贾平凹等有什么看法？

林清玄：大陆作家对文化和社会的使命感比较强，相对而言台湾作家就比较注重生活感。大陆有不少非常棒的作家，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我自己很喜欢，特别是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他的作品有很多地方让我非常感动。有一次我很冒昧地对余先生说，现在我的新书要在大陆出版，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写个序啊？余先生也是一个非常的性情中人，他立刻就答应了，然后就帮我写了序。我想如果一个人写文章写到某种境界，大概都会互相欣赏那些比较杰出的部分吧。所以我很高兴余先生可以帮我写序。

袁晓庆：台湾作家李敖在《我来揭文人的底》一书中，谈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安贫乐道”的说法，你对至今仍缠绕中国文人的贫富关系有什么看法？

林清玄：我这一次在大陆见到很多作家，发现他们都很富有，不是想像中那么贫困。但是我想安贫乐道这个字应该倒过来讲，应该说乐道的人才可以安贫，安贫的人不一定乐道，所以我想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怎么样去创造内在的更高的境界，更丰富的心灵生活，有了丰富心灵生活的人，他在富有的时候也可以乐道，然后在贫困的时候也可以乐道，如果说那丰富的内在心灵没有被创造起来，不管是贫困或者富有，其实都是很贫乏的。我对这句话的看法是这样的。

袁晓庆：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是我们泰州人。

林清玄：真的？

袁晓庆：真的。能不能谈一下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林清玄：我听到高行健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等这一刻等很久了，终于有一个中国作家得到诺贝尔奖。高行健的作品我只读过一部，就是《灵山》，这一部作品，我觉得他有非常强烈的主体性跟创造性，所以我想他的得奖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觉得凡是中国的作家应该都对这件事情感到开心才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蛮开心的，听到这件事就好像我自己得奖一样。

（发表于2001年12月号《扬子江》，收入2015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纯粹的声音（初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