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从前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贴门神。《清嘉录·门神》云：“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今天在某些乡间，依然可以看见痕迹。历史悠久一点儿的祠堂，大门上更有绘就的武士形象。前两年溜达佛山的历史文化名村松塘村，不少祠堂大门都是这样装饰，只是仍然处于自然状态，剥落了不少色彩，不免为之惋惜。

    门神，是传说中的护门之神，贴上它，有驱逐鬼怪之效，所以形象往往“皆甲胄执戈，悬弧佩剑”，露出一副威武之相，一左一右，比肩而立。像诸多神祇一样，门神也早已被人格化，千百年来，主要定格在了神荼、郁垒，和秦叔宝、尉迟恭身上。前二者是传说中的神物，后二者则实有其人，众所周知是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功臣，上了《凌烟阁功臣图》的，根据现实需要，他们才由人而擢升为神。对门神的起源，清朝学者恽敬还有个观点，认为《汉书》载广川王刘去“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为门神之始。俞樾认同这一见解。成庆，晋灼认为是荆轲，“卫人谓之庆卿，燕人谓之荆卿”。但颜师古认为不是，就是古代一勇士。当然，也早就有人对这些传统文化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如《燕京岁时记》说：“门神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其实皆非也。但谓之门神可矣。”好像是学陶渊明“不求甚解”，但与人家的本意完全南辕北辙。

    关于神荼、郁垒，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基于这些背景因素，“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应劭《风俗通义》引《黄帝书》则云，神荼与郁垒乃“昆弟二人，性能执鬼”，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在后世所绘的门神中，神荼白脸，喜相，郁垒红脸，怒相，自然又是某个时代根据自身需要的“改良”了。

    关于秦叔宝、尉迟恭，《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他们二位如何完成从人到神的“转型”过程。那是太宗不豫，梦见鬼来追债，尉迟恭说：“创立江山，杀人无数，何怕鬼乎？”太宗说自己倒是不信，但是“这寝宫门外，入夜就抛砖弄瓦，鬼魅呼号，着然难处。白日犹可，昏夜难禁”。秦琼站了出来：“陛下宽心，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看有甚么鬼祟。”当天晚上，“他两个介冑整齐，执金瓜、钺斧，在宫门外把守”，果然一夜无事。天亮后太宗把二人招来，重重赏劳道：“朕自得疾，数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将军威势甚安。卿且请出安息安息，待晚间再一护卫。”如此过了二三夜，太宗“不忍二将辛苦”，想到了一举两得的解决办法，跟大臣们说，他想找会画画的，“传二将军真容，贴于门上，免得劳他。如何？”大家都说这样好啊，于是“选两个会写真的”，将两人“依前披挂，照样画了，贴在门上。夜间也即无事”。

    谁知前门安宁了，太宗抱怨“后门又响，却不又惊杀寡人也”。徐茂公这回出了个主意：“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后门不安，该着魏徵护卫。”太宗于是“宣魏徵今夜把守后门”。魏徵虽然是个政治家，执行这种命令也并不含糊，“提着那诛龙的宝剑”，同样流露出英雄气概，“圆睁两眼四边瞧，那个邪神敢到？”《清嘉录》说，明清时苏州地区是“书‘钟进士’三字，斜贴户后以却鬼”。钟进士，就是大名鼎鼎的钟馗了，传说他本来考中了进士，却因为貌丑而落选。宋人《醉翁谈录》对钟馗当门神还有个说法：唐明皇做了梦，除夕夜“梦鬼物名曰‘钟馗’，既觉，命工绘画之。至今人家图其形，贴于门壁”。事实上，门神的“名姓”只是相对固定，不同的地方门神也略有不同，比如赵云、马超，薛仁贵、盖苏，也都榜上有名。

    “盱目掀髯惯避邪，除书新换记年华。笑君只是春来燕，尽入寻常百姓家。”（清吴曼云诗）门神的观念早已深入国人内心，门神画，从来都是各地年画的重要题材。《东京梦华录》载，除夕时“禁中呈大傩仪”，还要表演呢。届时，“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崇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有趣的是宋朝袁褧《枫窗小牍》中的一种说法：“靖康已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宫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识者谓虎头男子是虏字，金饰更是金虏在门也。不三数年而家户被虏。”把金兵的入侵，归咎于门神画面的不祥之兆，算得上是门神的“躺枪”了。

    韩愈《送穷文》中有个穷鬼，“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就毫不在乎，“包羞诡随，志不在他”，跟定了主人。这当然是韩愈的寓庄于谐，也多少表明贴门神，只是趋利避害的心理寄托。然而，这是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在今天不仅不该渐行渐远，而且应该得到传承弘扬。

    2018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