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一位市委书记去农村做了农民的“佃户”。他和另外7个股东（其中有几位是市领导）以每亩200斤稻谷的价格租赁了农民2.8亩稻田种水稻。书记认为：“种两季稻，一亩地收2000斤应该不成问题。”市委书记为什么要去种水稻？种种传言猜测是不可避免的，但该书记统统予以否认，再三强调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休闲、回归自然。

    这件事真不值得奇怪。对我们这个以农耕文化信仰作为传承之根的民族来说，不要说旧时只有七品的今日书记种田了，就是明清两代的所有皇帝，每到春季也都要在先农坛祭祀诸神。届时，至高无上的他们就在那块真正的一亩三分地上亲自扶犁扬鞭一回。于是就出现了年度仅见的一个场面：皇帝赶着牛在前面走，大臣们跟在后面，一只手拎着装种子的篮子，另一只手一把一把去撒。意思很明显，是要做个表率，你说他作秀也罢。《养吉斋丛录》说，有一年道光皇帝“从耕将终”，结果牛一下子“脱轭而逸”，跑了，把皇帝还给摔了个跟头。不过，“上一笑而起”，没当多大一件事。世易时移，如今我们强调工业化、城镇化了，农业自然就变成了次要的事情，而且酿就了“三农问题”，所以书记种田才让人们觉得奇怪。

    报道说，知道市委书记要来，乡党委书记带着农业部门的几个官员先行来到田间，“后来梁市长也来了”。这么多官员齐聚，仍然与当年的劝农无关。书记说得很清楚，他种田“没什么政治目的”，只是觉得“生活在这个（田园）环境中很轻松”。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们这块稻田是当地唯一插秧的田，周边的土地仍在季节性抛荒。当地农民说：“我们都是种一季稻，要不经济上划不来。”书记他们所以硬要种两季，而且承包的价格也比当地每亩150斤稻谷的租金略高，重要的是要借此进行身心调整，以便精力充沛地投入更重要的工作，不计较种田是否划得来。

    陶令不知何处去？农家田里在休闲。以何种方式休闲绝对是个人的选择，但我总觉得，市委书记种田终究还不能只突出这个层面。如果是这样，那么首先就辜负了当地农民的期待，他们不是认为书记种田“可以亲自体会农民的不容易，这样对农业政策和我们农民都有好处”吗？而且，战国时的人们已经告诉我们，“官无事”的前提，是你的辖区“田野辟，人民给”。今年全国两会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有人向他反映，国家粮库存在虚报现象，至少有两个地方粮库是空的。虽然随后我们听到了有关方面关于粮食是“账实相符”的回应，但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对后者只是姑妄听之。每年要占用那么多的耕地干别的，种粮食的土地又有不少在抛荒，除非粮食不是从土地长出来的，否则不可能不让人担忧。有消息说，铁道部将从今年5月1日起至6月30日，集中60天时间为东北地区集中抢运1000万吨粮食，专家认为这将有利于稳定我国南方稻米价格。不知道这与缺粮有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即使有关联吧，这样宏大的问题自然也不需市委书记去考虑，但是为什么农田“季节性抛荒”如此严重，为什么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后农民种粮仍然划不来，别的地方你管不着，至少本地的情况不能视而不见。把问题的症结弄清楚，比单纯地、怡然自得地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要有意义得多吧。

                        2008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