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孙君飞

海明威、杰克·伦敦、毛姆、帕斯、爱伦·坡、萧伯纳、惠特曼……这些世界文学史上的牛人们竟然也被退过稿，还不止一次。

由安德烈·伯纳德编著的《退稿信》一书，堪称一本文学牛人“退稿信大全”。文途坎坷的文学青年也许会认为这是一本孤愤之书，从中读出一种难得的快意和趣味—想想吧，经过这么多年，当初被退掉的书稿差不多都已被出版，一些还成为经典名著，多次再版，它们被译介到世界各地，引得洛阳纸贵。那么，当初的退稿信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笑话别人的人最终成了被世人所笑的人，这无疑是件趣事。国内翻译出版的《退稿信》的腰封上写着：“感谢那些昏了头的编辑和出版商，是他们成就了这本书。”显然，这些编辑和出版商也被后来的编辑和出版商们消遣了。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曾被22家出版社退稿，后来却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之一。伟大的《尤利西斯》同样被退过稿，不过对方的语气还算客气：“我们读过乔伊斯先生的《尤利西斯》后很有兴趣，我们真希望自己有能力出版这本小说。但是目前而言，小说的篇幅太长是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我已经吩咐仆人把稿子给你寄回去了。”实际上，编辑和出版商人的顾虑不止这一个。由于书中对性的描写太多，《尤利西斯》曾被英美两国政府封杀。该书于1922年辗转到法国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进行出版，而美国一直到1933年才解除禁令。

梅尔维尔的《白鲸》被退稿时，对方的语气就狠多了：“我们必须遗憾地说出我们一致的见——坚决反对这本小说的出版。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本小说会适合（英国的）青少年读者阅读。这是一本冗长的、风格陈旧的小说，看起来似乎颇具可读性，但我们认为它其实并没有那个价值。”

不知道审稿人这种如此确定的自信到底来自哪里。我曾读过这样一段描述审稿人的话：“一种毫无生趣的苦差事，每天要泡在《苦草深深》或者《水电工的荡妇》这种稿子里，沉重地检阅那些畸形的语言结构，同时还得忍受那种令人厌恶的平庸。”审稿人的工作真是这样吗？我们也许应该同情和理解他们，为他人作嫁衣的人也会有自己的难处。然而我们不会原谅那些失去判断力和责任心的审稿者，因为他们的行为太自负、太草率了。出版社的人往往会告诉你“我们确实已经读过每一份寄来的手稿”，但是你不该完全相信这些话，因为他们知道“在20份手稿里面，至少有15份是可以马上就退回的，通常不会出错。即使里面可能出现大师级的经典之作，那也不过就是千分之一的可能而已”。

也许很多作者在投寄手稿时已经做好了被退稿的准备，但他们肯定不愿意遇上“毒舌”的编辑和出版商—这些人除攻击和扼杀他们的作品外，还要怀疑和否定他们的写作才华。

一位审稿人这样嘲讽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这个作者居然还想找人出版这本小说？我建议不如把这本小说用土石埋起来，一千年后再找人出版。”另一位审稿人则这样挖苦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斯万家那边》：“乖乖，我颈部以上的部分可能都已经死掉了，所以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一个男子汉怎会需要用三十页的篇幅来描写他入睡之前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在《世界史纲》的退稿信中，审稿人如此评价作者威尔斯：“这只是个没什么前途的小作家。”没想到威尔斯最终成为当之无愧的科幻小说巨人，好莱坞科幻电影的许多理念均源自威尔斯。更有甚者，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最主要的诗人之一的史蒂文斯曾经寄了份手稿给一位文学杂志编辑，随后收到一个轻飘飘的信封，拆开一看，里面居然装着一小撮灰烬！审稿人的聪明和幽默实在用过头了。

在《退稿信》一书中，即使再牛的作者似乎也是缄默的，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辩解和抗议。审稿人言之凿凿地在《鹿苑》的退稿信中警告诺曼·梅勒—出版这本小说，会让出版界的水准倒退25年。当审稿人称阿诺德·本涅特的《老妇人的故事》集愚蠢之大成，写出《超速性追缉》的詹姆斯·巴拉德没救了，看心理医生也没用……这几乎是人身攻击了，但是我们仍旧听不到作者们的声音。我们甚至会担心，有些脆弱的作者会不会被这种毒舌退稿信吓坏？

正因为受了伤却无处疗伤，巴黎一些作家成立了退稿受害者俱乐部。他们每个月都会选一个走霉运的日子聚会，排解忧伤，惺惺相惜，成员包括小仲马、左拉等牛人。实际上，牛人之所以为牛人，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有一颗坚强的心。有超过三百本杂志曾经刊载过李·彭宁顿的作品，但是他被退稿的次数高达数千次。他曾把六个月里收到的所有退稿信当成“壁纸”贴满整个墙面，还把它们当作桌布或杯垫，甚至在退稿信的背面撰写邀请函，召开“退稿庆祝会”。彭宁顿建议的退稿信用途还有：制成灯罩，拿来包裹咖啡桌，做成废纸篓，或者贴在冰箱上让人看到就不想吃东西等。像彭宁顿这样的牛人不但坚强，而且具有真正的智慧和幽默，值得我们点赞。豁达宽容如牛人狄金森则会跟审稿人成为好友，这位审稿人叫希金森，曾经称狄金森为“神志不清的女诗人”，劝她不必发表自己的诗作。这位美国著名女诗人虽然创作总量超过170 0首，生前却只发表过7首作品，还是被朋友从信件中抄录出来发表的。狄金森去世后，正是由希金森编辑出版了最早版本的狄金森诗集。由此可见，编辑和出版商跟作家们不会永远是敌对的关系，而应该成为互生共赢的伙伴乃至好友。

“写作之所以是一个寂寞的行业，并不光是因为你必须独自待在房间里，每天都不眠不休地跟打字机奋战，如此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同时也是因为，在你付出了血汗、泪水与吃奶的力气以后，你还得找到一个尊重你的人，知道你写得已经够好了，所以他就不再过问，只管把东西印出来。”约瑟夫·汉森的这番话自然说到了每位作者的心坎上，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

有个叫查克·罗斯的作家曾经做过一个试验，他找来多年前曾获过奖的一部小说《手段》，将前面的21页变成一份打字稿，署上另外一个名字寄给四家出版社。两年后，他又把整本书重新打印寄给更多的出版社，甚至寄往原来出版了《手段》的蓝登书屋。没想到这些出版社谁也没有看穿罗斯的把戏，还都给他回了退稿信，对稿子的评论也都是一些言不及义的话，蓝登书屋用的则是制式化的退稿信。罗斯的试验似乎证明了一个道理：小说的作者如果默默无闻，那么这本小说几乎就没有出版的机会。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然而我们也不必因此感到绝望，因为时间总是很有耐心地等待坚持自己的胜利者，我们也借此开阔自己的视野，激励自己的人生。

《巴登夏日》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部伟大的俄语小说”，作者茨普金是一名医生，生前跟莫斯科文学界并没有交集，他的读者基本上也只有妻子和儿子。桑塔格称赞茨普金说：“写作而没有发表的希望，这意味着怎样的一种文学信念？”正是这种信念让史上那些残酷恶毒的退稿信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话，也成为一剂令人振奋的强心剂：“看到这么多大文豪在成名前受到如此无情的贬毁，谁还会在意眼前的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