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今天，我们好好相见 ——专访蒋雯丽（二）
(2013-06-24 18:06:26)
《读者·原创版》：昨天我连夜看了电影《我们天上见》。若不是这次的采访任务，我肯定会错过一部美好的电影。这部反映你和姥爷的亲情之作、你头一次自编自导的电影、朱旭老人的封镜之作，知名度却不高，有没有感到遗憾？
蒋雯丽：我觉得投资公司给我这个机会，完成一部很个人化的电影作品，已经很幸运了。至于遗憾，当然会有，但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因为市场完全是另外一个门类系统，作为创作者，我的精力只能顾及拍摄。国内的电影院是不分类的，文艺片、商业片都在一起放，所以我们这种片子的空间很小，放映时间要么是早上9点，要么是夜里11点，能放10来天就不错了。其实这类亲情片，我觉得应该模仿日本的那种院
线慢慢放，像《那山那人那狗》，一放一年，靠的是长线，口口相传。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影院，毕竟不是像《泰囧》那样的片子，大家一窝蜂去看，喜欢娱乐的人多。我也不是没有商业头脑，只是无能为力。
《读者·原创版》：为什么没有让老公顾长卫帮你拍摄，而是选择自己做导演？
蒋雯丽：就是他鼓励我自己导的。他建议我，既然剧本都是亲身经历，自己导会特别有感受。起初我还想着让他给我当摄影，他说如果他当摄影，人家会认为这是他的电影作品，不完全是我的，于是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台湾摄影师林朗中。他仅在剪片时给我提意见。
《读者·原创版》：他怎么评价这部电影呢？
蒋雯丽：这部电影是用胶片拍的，我很庆幸做了这个选择，因为胶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进入历史了。电影的调光、配色完成之后，我让他去洗映场帮我对第一个电影拷贝进行技术把关。当时他邀请了另外一个摄影师一块儿去的。我很忐忑，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成片。他看完后很感动，特别由衷地祝贺了我，我当时真的很激动。
《读者·原创版》：从2005年到现在，似乎追忆姥爷、追忆童年时光占据了你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比重。
蒋雯丽：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没做演员以前我就想写姥爷，但功力不够，难以实现。2003年，我拍了《中国式离婚》《好想好想谈恋爱》《爱过我放过我》，还有一部电影《台湾往事》，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于是2004年基本没有拍戏，完全调整自己。就在那一年，我想，身边的人包括自己都像蚂蚁一样，都在忙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要是明天真的死了，今天我们会为什么而感到遗憾？我告诉自己，首先，我喜欢西方艺术，于是就去了欧洲，一个博物馆一个博物馆去看，感觉真是太棒了！其次便是这个心病—表现姥爷，表现童年岁月。没有什么得失的考虑，哪怕做完以后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可，却是我最想做的。于是，2005年我就开始写剧本了。
《读者·原创版》：当追忆变成剧本，感觉是否又有不同？
蒋雯丽：是的。除了怀念姥爷，我惊讶地发现中国30年的变化太大了。你看我们小时候房檐下接的雨水都可以淘米，现在自来水的污染却令人害怕；小时候我们吃的都是有机食物，虽然生活条件差，但姥爷还活到90多岁，很少有人得癌症，现在身边却动不动就有人得癌症走了。现在我们的物质丰富了，可人们的心态、幸福指数却在下降。那时候理想主义还没有消失，但现在的年轻人却不谈理想。所以我特别希望这部电影能带给人们一种关注，哪怕只是片刻的宁静、一种暂时的回归，回到我们曾经的生活。
《读者·原创版》：曾经的生活、那个时代的人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蒋雯丽：我的价值观是在那个年代确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价值观，现在我们却不这样了，这是很遗憾的。姥爷对人一视同仁、乐善好施，不管你是什么阶级类型，到我家都用很贵的茉莉花茶招待。记得有一个瘸子马爷爷，差不多每个星期三中午都要来我家要饭，每次姥爷都让我拿5分钱的钢镚儿放到他的破碗里。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来，我们还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直到现在，我在路上碰到要饭的一定会给，但大家总认为是假的，唯恐上当。对比姥爷那个时代，今天我们富裕了很多，但同时也丢失了很多。
《读者·原创版》：顾长卫导演曾经说：“拍《孔雀》之前，我被老婆养了5年。”这是真的吗？
蒋雯丽：他只是这样说，其实也在工作。当导演是很不容易的，我拍《我们天上见》就花了5年，如果不演电影，真是没法生存。我对他很理解，我们俩在精神追求上很多都是一致的，所以他去做导演，我就全力支持他。两个人在一起都这么久了，就像两棵树，树根都长在一块儿了。拍《最爱》的时候，一个朋友说，特别理解雯丽为什么这样支持顾导，因为他们俩的追求是一致的。当我做导演之后，更感觉到导演不易，尤其一些不完全去拍商业片的导演，想对社会有一些责任感，表达一些看法。今天我们却绝少有人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一切都是商业娱乐的，这是很可怕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要把这个变迁的时代记录下来，不管是给现在的人看，还是给后人看，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所担负的责任。
《读者·原创版》：“我们天上见”，其实就是不要等到天上见。但是今天，我们却很难和身边的人尤其是父母好好相见。忙，算不算一个借口？
蒋雯丽：这部电影在深圳上映时，一位观众说，我们的爱都是往下的，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再爱他们的孩子，而你却在回忆追溯，报答姥爷，是往上的爱。爱孩子是本能，爱父母却是责任，需要被激发。孩子也是从我身上看到如何对待父母老人的。我们每年春节都陪着两边老人一起过，平时尽可能和家人在一起。我拍戏时爸爸都会跟着，也算借机去各个地方旅行。他很快乐。
《读者·原创版》：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买房者全球年龄最低，平均27岁。可以说，“啃老”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天经地义。
蒋雯丽：我跟孩子讲，我第一次拍戏是大学一年级，把挣的钱一半寄给爸妈，剩下一半留着做学费。大学4年我没有要父母的钱，自己寒暑假拍戏、勤工俭学，每次挣的钱都会把一半给父母。那个时候父母过的什么生活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很心疼父母，不想让父母再辛苦。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孩子看不到父母的辛苦，觉得父母挣钱容易，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现在中国的父母应该向西方富豪学习，给孩子留下最多的不是金钱，而是道德、精神、爱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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