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03年，今天找一个文件，忽然看到。发出来保留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登山。
从大本营（海拔4000米）出发，沿东线往C1（突击营，海拔4650米）攀爬，必须经过一段约300米的石板坡。上肩才几十分钟的那只75升容量的登山背包，在这时已经毫不留情地显示出它对身体的压迫。我用手杖支住肩窝，上身与地面平行，让包的重量直接压在背上，做第四次休息。
这时，同伴忽然说：“看，那边有人在拜山。”劳累让任何一个小小的反应和动作都变得迟缓，我喘息着转过头时，已经看不到什么了。再转过一块大石，却只见一位穿着红塔队服的人正若无其事地拍照。
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10月5日，在3小时不间歇的大口喘息和一小步一小步的挪动之后，我到达了可能是自己一生中徒步到达的最高点：哈巴雪山顶峰（海拔5396米）。在山顶的那十几分钟，我只是完全按照在山下就设想好的方式在机械地拍照。兴奋？似乎谈不上；呐喊？没有力气。心里空缺了一块，就像在山顶落了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回到海拔不足百米的广州，我忽然想起那天在途中石板坡上见到的那个拜山的人。哦，原来是自己错失了一次像他那样向雪山表达的机会。或许是因为人前的矜持，或许是因为风雪和缺氧，我只记得去记录那其实微不足道的骄傲，没有五体投地，向这座沉默的，容忍了我站在它的巅峰之上的雪山，行一次发自内心的致敬礼。
云彩雨雪和青稞酒
10月2日，登山大队在山下的龙旺边村（海拔2800米）集合出发。
自从离开龙旺边村，本来在地图上标得不远的大本营就变得遥不可及。一路不断问老乡，他们却似乎统一口径，总说还有半个小时，我也就不再问了。
站在草甸上极目远望，想先远远一睹哈巴的风姿，却只看到千变万幻的云海浮浮沉沉，那些云朵明显感觉要比城市中近了好多，似乎跑上几步，就能站在下面，再跳上几跳，就能撸下几朵。“哈巴”，纳西语，意为“金子的花朵”，或许就是说山间的云和山上的雪，那天阳光很好，云朵在山坡上、树林上投下一块块浓浓淡淡的阴影，看似慢、实则快地移动着，一会儿，自己站在云的影子中，一会儿，自己的影子又清晰了起来，真像是捉迷藏。
高山反应却没捉迷藏那么好玩，大本营还不算云深之处，我一到就有了明显的高山反应，头疼欲裂。一堆先期到达的工作人员明显是登山老手，正在边合唱着改编过的许巍的歌，边传着一只搪瓷缸子喝东西。其中一个长头发的家伙看我呲牙咧嘴的样子，就拿着缸子，从旁边一个25升的塑料桶中再加了些端过来给我，这时我才认出他是丽江骆驼酒吧的吧主，他说：“喝了就没事了。”我一饮而尽，原来是当地自酿的青稞酒——浓烈香郁，很暖身子，但一定不治高原反应，因为后半夜我头疼得更加厉害的时候，有经验老到的过来问我是不是喝了酒。
大本营每小时下雨三次、晴三次。风最大的那晚，卷走了一间帐篷，吓得我们不敢再对天气有什么怨言。早晨抖抖索索钻出睡袋，裹好衣服出来，正见山谷里腾起雾来，一团一团慢慢滚出来，没用多久，就填满了一道道山壑，和山峰腰间的白云连在一起，难分难解，遮住了哈巴的真颜，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过它的全貌。可是在穿越已经没有任何植被的雪线之前，我的视线却可以轻易地穿过薄薄的云层，清晰地俯瞰大本营，我想，这许多天以来，哈巴是不是就这样悠然地俯瞰着我们，而我们却看不到它？
最严重的高山反应是在突击营，药物已经没有任何作用，我只能不断地说话来分散注意力，但最后同伴们还是疲倦地睡去，我只能听着风卷着雪粒拍打帐篷的声音在距离脑袋不到10厘米不断地响着，任由疼痛折磨我的神经。
山顶泪水和月光
留在记忆中冲顶的那几小时中，包括在山顶，我似乎什么都没看到，除了一片白茫茫的雪，然后就是手里鲜红色的雪镐，耳边是自己因为体力大量消耗和缺氧状态下急促的喘息，这可怕的喘息后来一直伴随我到下山后好几夜的梦中。每迈一步都很吃力，为了阻止自己不断休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数50步再休息，数过50回头一看，原来仅仅走出了几米。
在最后一个山坡前，我已经丧失了任何去问“前面是不是山顶”的勇气，我担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我一定会任由自己躺下来，至于这个举动的下一秒发生任何危险我也不管不顾了。
在那块不到30平方米的冰雪造就的平台上，大概有上百人收获了登顶的荣誉，然后，大家迫不及待地想一直冲下山去，哪怕在大本营再呆上一夜都难以忍受。我也是其中之一，就像《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所说，任谁都不会认为在山上的生活是享受。可我真没想到，下山的过程，因为过于急迫和体力不支，完全可以和登顶相比。
在突击营收拾了背包，用饭盒烧了点热水，喝了两口我就出发了。我错误地摘掉了雪套，而随后而来几乎没间断的雨雪，很快把我的登山靴弄了个透湿，每往前一步，就好像有无数细针在扎脚底板，下行并不比攀登容易，背包使身体重心很难掌握，路很滑，等回到大石板坡那段，我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到负值了，骆驼吧主从我身边走过，很明显他没注意到我的状态，自顾自骂骂咧咧地一边说自己在突击营睡过了头，领队不许他登顶了，现在他要赶紧回去喝酒，一边就轻松地越过了我。我眼睁睁看着他两三步跨过小河，自己的脚却一下就探入冰冷的雪水中。
登顶当天下午16：15，终于回到大本营，同事刘为后来说我当时的惨状吓傻了她：包卸不下来，人也坐不下去，十分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不知道，我低下头的那一阵，眼泪洪水般无来由地涌出，我连抬起胳臂擦泪水的力气都没有，浑身冰凉，只感觉到泪水是那样滚烫。
冷冷的哈巴在最后出乎意料地给了我们一份礼物。当我们在一片黑暗和泥泞中，步行6小时的下山途中，半轮明月忽然在雾中，在我们的身后升起，一如那始终沉默的雪山。林中水声清响，再无其他声息，我们都停下已经在拌蒜般颤抖的双腿，回头注目那一生中最美的月光，我悄悄关了头灯，不敢与它的光芒对照。
老乡牲口和我们
登山大队在龙旺边村出发前，纳西族的妇女们为我们跳起了“啊哩哩”舞，歌词很简单，就那么几句，大意是“来吧，来跳舞吧”，虽然就站在她们中间，但歌声却如同山谷间蜿蜒传来，不由得使人悠然远望。
给我翻译歌词的杨士明说自己30岁了，是回族人，要我给他拍张照片找媳妇用。他安慰我说哈巴很好爬，昨天他找牛就去过大本营那边，用不了多长时间（可是后来，上午出发的队伍，吃晚饭的时候大本营还没接收完毕）。2天后，我们东线第二组从大本营出发，在媒体朋友的镜头和欢呼中出发的时候，身后一位老乡帮我把背包上肩，我回头，杨士明在对着我笑——原来他是协作人员。
杨士明们组成的老乡队伍，主要负责运送物资、搭建营地、提供膳食。他们大多穿最普通的球鞋，而不是防水防滑的登山靴，也不会像我一样穿着68元一双的透气保暖袜，更不要说雪套、雪镜等等专业用具，但是在上山下山的路上，他们经常背着背包，胳膊上还夹着水壶冰镐——当然，那都是快走不动了的队员的装备。从突击营把装备背下大本营，每次大概是80元，从大本营到山下，只要30元。
牵着牲口，背着我们同伴装备的老乡看见我们，都会微笑着说：“辛苦了，快到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觉得他们的笑意中挂着善意的嘲讽，或许是我多疑，但这样纯真又讽刺的眼神，让我——来自城市，武装到牙齿，不断感到无法承受的肉体痛苦的群体一员——感到心虚，我想我能从大本营到山顶再下来，始终坚持自己背包，更多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自我考验（当然有许多采访设备的记者，让人分担装备是迫不得已）。
出发前，在大本营那顶被当做会议室的大帐篷里，领队金飞豹曾大声说：“老乡不是牲口。”他再次声明登山大会规定，绝对不容许让老乡代背个人装备，否则按自动退出处理。当时帐篷内一下安静下来，只听见雨点打击着蓬布，风从窗户外呼呼刮过。有人抬头，头灯的光柱从人群中扫过，有的尴尬，更多的是面无表情。这些来自都市的人们啊。
队友合作和真实的人性
在一本名为《犹豫的时刻》的描写登山的书中，作者说，攀登的魅力之一在于“对人际关系的简化、对友谊的减弱和对合作的增强”。
在山上，一个人的全部物品，一只75升的背包就全部容纳，留在山外的那些动产、不动产，和你再无关系；大部分时间，手机没有信号，你能够联系到的、能够帮助你的，就是你的双眼可看到的这群人。帐篷里，睡袋紧挨着睡袋，不到一米宽的垫子，哪怕邻居的小腿挪动一下，都可能要弄醒你听上好一阵风雨声。危险陡峭的路段，上面的队员要是雪镐失手，下面就会有人遭殃。
但在哈巴这次被一些人称为“豪华登山扫盲班”的登山过程中，“简化”、“减弱”是每个人的“私事”，“合作的增强”却是由国家登山队来完成。他们设置路标，在危险路段埋好绳索，教我们使用专业设备，我们要做的，就是背着自己的装备，一路往上。
景阳是我所在的东线小组的高山指导，刚刚从大本营出发没多久，他就用自己的小包换过了一名女队友的大背包。在山下的交谈中，看得出这名女队友对自己丰富野外经验的骄傲，和对我们这些“菜鸟”的轻蔑，但在换包的时候，明明体力还没开始大量被消耗，但我没听到她说一句推辞的话。
突击营地，刚刚缓过口人气来的我们忙着加衣服，里面的衣服已经汗湿，身体停止了动作，很容易受凉，在雪山上，这是最危险的事情之一。景阳手忙脚乱地先帮我们点上了火，烤起了火腿肉，那名女队友开了腔：“我要睡中间。”她甚至连理由都没说一句，就这样直楞楞地要求我们。
最为离谱的是我和另外一名队友从山顶刚刚走下一个山坡，就再次遇到了她，我也再一次被破坏了雪山上的心情。她问了一句“上去了吗”，下一句就成了命令：“到突击营帮我把睡垫收了捆好。”
再经过几个几乎是奄奄一息的，还在像一小时以前的我一样向上挣扎的队友，接受过他们轻击一掌——不是礼貌，而是没有力气——的祝贺，我坐在雪上，抬起绑着冰爪的脚，往下急速地滑去。
新雪足足有一尺多厚，松软舒适，刚才近乎死亡的疲累，在滑行中得到一丝松弛，心情终于越来越好，雪山上所有的不快，全部被我远远抛了开去。
离开
飞机在香格里拉机场起飞，迅速拔高，往昆明飞去。
屏幕显示的海拔很快就达到了1万米，这个高度远远超越了那座神秘的、从来没有人登过的梅里雪山，也超越了地球上最高的巅峰，更不要说哈巴。
此后的几天，是一餐餐的饱饭，一轮轮的扑克“拖拉机”大赛，一支续一支的香烟，我们约好了回到城市后去聚餐喝酒，互相盘点着哪些好吃的最合适去慰藉一下被亏待的胃，已经有好几天没派过用场的钱包又被我们从背包最深处取出来，放到最容易取出的地方，每到消费的机会，我们就争相付账。
当机翼下的高楼逼面而来，我们早已熟悉的城市生活又近在咫尺，在飞机落地的一瞬，我忽然想问自己，哈巴所馈赠的这些，能不能带回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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