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们如何能够谈论一个命题的“理解”和“不理解”；难道情况不是这样的吗：只有在人们理解它时，它才是一个命题？

    2、如下做法有意义吗：指着一树问“你理解这组树所说的事情吗”？一般说来这没有意义；但是，难道人们不能用树木的排列来表达一个意义吗？这难道不能是一种暗语吗？

    3、于是，人们会把他们所理解的树的组合称作“命题”，不过也会把他们所不理解的其他的树的组合称为“命题”——如果他们假定，那个种植者理解了它们。

    上面这三段话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语法》一书开篇的话。这里有三个重要的词汇：“理解”、“意义”、“命题”。

    早年认识张松时，在他在不大的家里，看见有许多硕大的纸制抽象雕塑，我习惯地问：这些打算做个展吗？张松说：不。又见他自制的精装书，里面一个字都没有；他的哲学笔记，里面全是各种计算公式，或许全没有正确的得数，我又问：什么意思？张松说：没。见到他写于八十年代的这本小说：我接着问：找地发表吗？张松也说：不。

    张松是一非常富有的人，他拒绝认可的成功，就像他的作品拒绝理解和意义。他也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因为他在寻找着自己的命题。他所有无功能的作品，件件都煞有介事，都是闲得没事干的事。

    我相信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包括张松身边的朋友）都不会完全读得懂这本荒诞不经的小说。但你只要读，便有意义，就像张松自己写，便有意义一样。理解写作小说的态度，比理解小说自身的文本更有意义。

    如果我们非要问张松，这本小说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我相信张松也不会有标准答案，甚至他会说：这和那本无字书有一样的意思。

    在这本小说中，有许多处描写主人公寻问的叙事环节，同样都被不知所云的回答所遮蔽。

    开篇便是：“我为什么就无缘无故地姓景了呢？这件事，无论是我父亲还是我母亲，我都问过他们不知多少次。就是他们分别也好，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好，我都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们。他们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地讲一些和我要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把我要问的问题给又开了。更奇怪的是他们每次都做得挺自然，挺成功地就把我给支吾了，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在《我和我自己的悲欢离合》一章中：“我遂自北风打听其他风向出巢运动的季候和路径，北风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大通所答非所问西沿儿不搭东界的狗屁混帐话来奚落我。”

    在《火谷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中有：“到家以后我不住地追问家里人，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把我接回来的？他们只是彼此用嘴角儿神秘兮兮地笑笑，也不回答我”。

    在《一路所见》中有：“我要求跟家里人们一起吃，却总是得不到对我正面的回答”。“我不得不见人就问她是不是我妹妹。嗨？我问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回答说是我妹妹，弄得我更糊涂了。

    在《天文学研究的结局》中有：“我曾几次在饭桌上用种种试探的方式向我姑母询问。我每次都看得出她实际上完全听懂了我问询的意思，可她都故意装做高深莫测讳莫如深的一副样子，不是西拉东扯就是教训批评我一番”。

    在最后一章《出家当和尚和我后来被救治的事》中有：“我吃力的轻声问她，我究竟是以怎样个情景被救治过来的？她微笑得更厉害了一些了，也不说话。她的那种微笑好像是在看喜剧时对扮演善良角色演员的哪种嬉笑”。

    张松为何对所问非所答的尴尬局面有着如此兴趣记叙呢？做为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肯定是一个怀疑的人，善于问题的人。其实在现实中，我们也有问题的习惯，但答案永远也满足不了我们的期待，对任何答案都不满意，都在我们的预先设想之内，因此，无所谓正确答案，问只是一个习惯，只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在于问。我也经常有时问完别人问题，根本就没认真去听回答，或者转眼间又忘了，又重问。因此，问永远是一种心不在焉式的。根本不在乎有问必答，对所有的答都充满怀疑，都不是我想要的。

    茨维坦·托多罗夫在《散文诗学》中指出：“原因不在场，所以我们要寻找它，它不仅不在场，而且大多时候不为人知；我们所猜想的是它的存在，而不是它的性质。我们寻找这个原因：故事的内容就是寻找，追寻这一起因，这一首要本质，一旦找出这个起因，叙事便停止。”

    张松对故事的不负责任，当然要拥有创造神话的权力。诗人是对事物的命名者，这种野心才是人的最伟大的创造力。

    小说开篇便是从主人公姓名的命名开始的。父亲姓奎，母亲姓孟，“我”却姓景，从前叫景可者，后来姨夫给改名叫景盂遥了。

    在姨夫的藏书书目中，肯定是张松杜撰的，尽管书名听着很诱惑力。什么《五贯归一》、《指向你就是指向我》、《大连环接序小连环》、《谁是人民》、《复现时间的窘》、《隔世遇》、《不老草》、《宣藤学是一门科学吗》、《普陀旺塔觉种马寺圣训孤本集真纂要工作备忘录》等等，

    在《修理脑子及“肯皮有得”》一章中张松对工具又进行了命名：“透明拔离棒”、“迷你金属钎”、“自动七头儿镊子”、“微循环超透明取样板”、“万能肯皮有得”等等。

    在《我和我自己的悲欢离合》一章中，张松对现代化东西也命名了：“互联网络鼻儿”，而城市叫“点”，最早叫“一”，后又叫“糊起来”、“四刀切”、“边儿”、“太遥远”、“过站”、“别去”、“疾病”等等。

    而其他什么“水滑馒头”、“手按台面”、“QQS城”、“浑劫星”“魉潴星”等等怪异的命名在书中随处可见。

    帕尔默在评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中指出：“如果语言的动能不是指示事物，如果语言的指向不是从主体性经由符号工具抵达被指称的事物，那么人们就需要这样一种关于语言及其功能的观念：它朝着另一个方向运动，即从看事物或情境经由语言到达主体性”。张松的大肆暴力的命名，让语言构建一个敞开的状态，物质世界才能也是开放的境遇。每一次命名都是成为另一个人的解读和陈述，或是自我分裂的错误纠缠，也如张松所说的：“自己”和“我”的两种东西分离的状态。有意义的名称承受者，被无限放大，甚至只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一切在演算的过程中。

    张松小说的支离破碎与整合创新的语言文字，在阅读中，像一种支解的图案化的符号式是破碎雕像的散件，相互促拥着，你永远不可名状。正如罗兰巴特说：“不是我去寻找视点，而是视点从照片中箭一样射出并射中我”一样。在这种阅读中，烦扰和伤害着我们所有试图组合的视点描述，有着永远的不确定性和完整的美学意义，你所有的设想全不是作者的意图。

    张松新近在他们的圈子杂志《手稿》5中，同样以《十一个非自然段（香港2月45号事件罗辑版）》及《狗蛋儿强暴妇女案判决书（判决书的逻辑）》二个文本出现，这种现实新闻的实体与荒诞的叙述，再加上貌似逻辑的推理，实在是一种对平民百姓阅读的百般折磨。

    一切均在语言中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