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夏天严勇家的沙龙上没有艾丹，至少我参加的那几次没有。我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艾丹应该是97年的秋冬之交，在《光明日报》出版社附近的一个饭馆，骆驼组的一个酒局。

    见艾丹的时间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不是因为女性背景。那时我与武彬的关系很稳定，过着一种准夫妻生活（住在一起），不热烈也互不厌弃，完全是一种平安无事的状态，这种日子我跟武彬过了大约五年，之间也没有新的女孩让我动心（动手——酒后乱闹及嫖娼——不算），也就是说这五年在我的爱情时空坐标系里没有亮点，基本上是一片深邃的夜空，对此我不遗憾也不欣喜，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

    那么，之所以见艾丹的时间我能清晰地记得，我想主要因为两点，一是见他之前我就知道他，我读过他写的诗抑或文章，是在一本早期的地下文学刊物上（忘了是在谁家读的了），印象中是我喜欢的路子，同时也知道艾丹是艾青的儿子，当时就想此人似乎是个逆子；二是因为自打认识了艾丹，我的酒局陡然增加了一大块，在之后的几年里，我频繁出入艾丹张罗的酒局，一度三天两头地见面甚至连续作战天天喝，于是就变得非常的熟。与发小不一样，人在成年之后突然多了一个终日厮混的朋友总是一件多少有些奇怪的事，无论别人还是自己，在有意无意之间总要问几个为什么，这“为什么”除了兴趣爱好脾气品性之外，自然也会包括“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于是我就会想起97年秋冬之交的那次见面，想起来的次数多了，自然就记得牢了，包括我此刻写这东西就是再回想一遍，并且记在纸上。

    嗯，这次是没跑了，只要这份东西在。顺便说一下，酒友之间在酒后有时容易肉麻，我就见过不止一次两个酒鬼一边推杯换盏一边津津乐道地共同回忆他们初次相见时的彼情彼景，一副三生有幸相见恨晚状。我和艾丹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从95年的夏天严勇家的沙龙，到97年秋冬之季我见到艾丹，这之间的两年多我跟《手稿》基本上没联系，一是自95年夏天之后严勇去了美国，沙龙自动取消，穗儿在95年秋天也去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书，我则于96年春天去了珠海。我在珠海广州待了半年多，挂靠在珠海特区音像出版社，负责卡拉OK的拍摄和制作，那两年大概很多搞音像的靠卡拉OK赚了一笔，那时VCD刚刚冒头并以星火燎原之势遍及全国，生产VCD机的企业（比如“爱多”）也是火得不行。

    我去珠海主要不是为了赚钱（我对发财致富一向兴趣不大），主要是想离开北京去一个崭新的地方折腾一番，这也是我那喜新厌旧的性格使然吧，当然能赚到钱更好啦。

    在珠海那边折腾了半年多，觉得差不多了，一是新鲜劲过了，二是以我的性格和想法，继续干下去也就是做一名音像工业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除了整天面对摄像机编辑机，还要面对不同的老板提出的各种低俗有时苛刻的制作要求，偶尔还会被卷入老板们之间的一些勾心斗角，我觉得有点累了，我又开始怀念一个人安安静静读书写作的时光了，于是在96年底我揣着大概六七千块钱回到了北京。

    顺便说，在珠海那半年多我若是稍微动点心眼，赚的钱就远不是这个数，我觉得这个行业基本上可以跟酿造贩卖私酒的有一比，我作为一名酿酒工赚的钱当然跟私酒贩子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他们的“私酒”都是有标签的，也就是都打着正规音像出版社的招牌，否则也没法进入市场。

    也有公然不要招牌的，比如有一种全裸的卡拉OK，我们叫它毛碟，这种LD或VCD就纯走地下渠道，每张碟自然价格不菲，但风险太大，抓住就重判，这是公然制黄贩黄，比制毒贩毒判的轻点而已。这种碟我只是听说，没见过。我当时想这种毛碟大概是个别音像贩子想钱想疯了或本来脑子就有问题，因为我很难想象一个人面对一群裸女引吭高歌是什么感觉；但现在又一细想，可能还真不是人家脑子有问题，在这个追求刺激淫乐无极限的时代，这种毛碟确是有它的市场需求，比如在那些“一条龙”服务的娱乐场所里，一帮喝醉的爷们在卡拉OK包间里搂着一帮裸体小姐，有的摸有的啃有的打飞机有的真干，此时面对一张毛碟才叫和谐，这边都脱得差不多了，电视里也就别衣冠楚楚啦。

    96、97年我基本上就是在家读书、写东西、闲逛，当然包括跟武彬过那种准夫妻式的小日子，比如我每天买菜做饭等她下班回家，偶尔跟发小聚聚。我跟《手稿》以前是通过穗儿和严勇接触的，现在这二位都不在北京，所以这两年也就跟《手稿》没联系。

    到97年下半年，我又有点待不住了，一是从广东挣的那几千块钱早就花光了，二是——关键是这二是——，我觉得一个人读书遛弯写作的日子有点过到头了，有一种枯竭感，于是萌生出一种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的感觉。